大约在一九九〇年左右，洛杉矶附近的维当多海滩有一位经营潜水用品商店的美国人鲍勃，他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贝壳收集者。有一天他背着沉重的潜水器材下到离岸二百米的海域，从一块睡眠中的大石头上采集他所要的东西。他无意中发现，几块形状奇特的贝壳聚集在石头的中央，呈圆形均匀分布。他伸手摘取贝壳，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盘踞的地方是一个圆洞。这块中央留有圆洞的石头造型规整，边缘滑润，看上去不像是天然生成。鲍勃心里奇怪，围着石头转了一圈，结果在附近海域又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头，形状有圆有方有长，无一例外的是中间都有一个掏空的圆洞。有心的鲍勃拍下照片，把其中一块石头带上岸，取下部分石样，寄给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那位老先生会同中国学者考证，这些石头来自古老的中国，汉代或者更早，是航海所用的石锚，一次意外的沉船事故留下来的遗迹。

陈清风当时正在加州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周末特意赶到唯当多海滩，见识了一千五百年前来自中国大陆的石锚。一共有两块，小的一块呈不规则的卵形，大的一块是圆形，却只有一半。鲍勃告诉陈清风，因为石质不是太结实，又经过上千年的海水浸蚀，许多海洋生物在石块中蛀了很多洞，所以把锚往上提时，中间断开，另一半又落回海底。

陈清风蹲在鲍勃家的院子里，抽着烟，喝着鲍勃拿给他的啤酒，一眼不眨地凝视这两块石头。他脑子里想象出无数久远的历史画面：一千五百年前狂风肆虐的海面，身着汉服的中国人如何驾驭帆船与海浪搏斗，历经艰险跨越太平洋，最后飘流到北美的维当多海滩，又在这里船沉人亡。他伸手抚摸锈蚀斑驳的石锚，闻到了千百年中凝聚下来的海水的气味，其中夹杂着历史的沉默和悲壮。他想，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驾着帆船漂洋过海的勇气，有闯荡天下寻找人类最佳居住地的雄心，这种精神让人多么振奋！

石锚的故事勾起了陈清风心里残存的那份行走世界见识天下的夙愿，他很快结束了访问学者的生涯，开始靠打工走遍美国。

第一站，他从洛杉矶沿着加州的海岸线北上，像很多闯荡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把旧金山作为第一个落脚地。

十九世纪中叶的加州还是墨西哥的领土，为了得到它，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打了整整三年的大战。旧金山被宣布归属美国时，是一个海边小小的渔村，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价值。但是一九四八年结束战争的协定刚签出第九天，一条消息传来，距旧金山很近的萨克锯木场里发现了蕴藏量巨大而且品位极高的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种肤色、各个国家的人蜂拥而至。一大批华人跟着从这里登陆，把这块象征着财富与希望的土地取名叫“金山”。又过不久，澳大利亚墨尔本同样发现黄金，美国的老黄金产地便改名“旧金山”。

陈清风踏上旧金山这块土地的时候，金灿灿的矿藏早已被挖掘一空，留下来的只是无数淘金者的故事，以及当年他们生活和劳作的遗迹。陈清风在渔人码头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他很快发现，在这个昔日的淘金之地，正在上演着一幕更精彩更有挑战性的“淘金记”，那就是“硅谷”的诞生和发展。无数年轻的大学生把这个高科技产业区作为自己人生开始的演练场，成群结队拥过来打工，创业，开办信息技术公司，在“英特尔”公司这样的隙缝中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

餐馆的休息日，陈清风揣着不多的打工薪酬，搭车到旧金山东南部圣何塞市的圣克拉拉县，想亲眼一见硅谷风采。他坐在帕罗奥托镇上的学院咖啡馆里，要了一杯口味浓烈的墨西哥咖啡，慢慢地喝着，抬眼观察周围西装革履、神情冷峻的风险投资家们，还有他们面对的那些激动和兴奋的年轻创业者。年轻是陈清风的第一个感觉。这里所有的人，各种肤色各种口音的人，包括从纽约华尔街上赶到这里寻求商机的风险基金投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年轻。他们穿着体面的西服或是皱巴巴揉成抹布样的休闲套衫，鼻梁上架着金边的或是钛合金的或是塑料整体压制的眼镜，头发用摩丝打出昂扬挺翘的模样，鼻尖上冒着可笑的汗珠，眼神中透出发现猎物的兴奋和狂喜。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说带比划，不像是在描述一个公司的产品和前景，而像是表演，用形体动作夸张地演示一种可能性。是的，每个人的手中都掌握了一到几种正在开发研制的高新产品，每个人都缺少将产品投入市场的资金实力，谁能够说服嗅觉敏锐的风险基金投资者，谁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微软”，第二个比尔盖茨。这是现实一种，非常的急功近利，也非常的芳香诱人。

陈清风一个人独坐。他发现自己融入不了那些谈话。他甚至不能完全听懂那些一串一串飘荡在咖啡香味中的术语名词。那些“软驱”、“主板”、“内存条”、“显卡”、“光驱”、“cpu”，等等等等，听上去那么别扭和陌生，他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他们脸上显示出来的那种急切和欲望，他同样难以理解。商机就是在咖啡馆里谈出来的吗？公司仅凭一个创意就能诞生吗？勤勤恳恳的劳作，日复一日的积累，这些传统发展的模式都会在硅谷颠覆吗？

他看到咖啡馆里也有不少中国人来来去去，他们同样年轻稚嫩，二十多岁，最多三十岁，穿牛仔裤和套头毛衣，肩上背一个牛津布的大包，打开来，会倒出一堆堆奇形怪状的元部件。他们的目光只盯着投资人，苦口婆心地说服对方，把产品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没有人走到陈清风的面前，问一问他的来历，聊一聊家乡，母校，和生活。他看上去像一个偶尔路过的开礼品商店的人，或者出租车司机，无意中闯进这个高科技人员的淘金之地，呆头闷脑，手足无措，进退两难。

终于有一个黑发鬈曲、神情怯嫩的西亚小伙子站在他面前，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问他：“你的芯片速度是多少？”

陈清风茫然抬头：“什么？”

“速度！芯片速度！”小伙子以为是自己英语有问题，把音节咬得更重。

陈清风飞快地在脑子里搜寻相关知识，思量如何回答才不至太过露怯。

对方却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彬彬有礼地说了声：“对不起，我大概认错人了。”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晃荡在宽大外衣里的瘦小身影，和一股西亚人喜欢用的浓烈怪异的香水味。

傍晚的时候，陈清风离开圣克拉拉县。他知道这里不是他的久留之地，硅谷不属于他。

一九八九年国庆节，艾早结婚了。新郎不是赵三虎，是年过五十的张根本。

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出现这种突变。艾忠义、李素清、我，我们全都瞠目结舌。李素清不敢跟艾早发难，跑过去询问赵三虎。三虎坐在为结婚盖的新房子里闷头抽烟，烟雾把他的面孔弄得模糊一团。他通情达理地说：“阿姨，艾早她不爱我，这事没法强求。你放心，婚结不成，以后还做好朋友。”李素清当场痛哭，大骂艾早心毒面冷，做出来的事情太丧天良。三虎转而又安慰李素清，替艾早说了几篓子好话。李素清连声感叹：“放着你这样的好小伙儿不要，去跟张根本那个畜牲混日子，她这是自己作死啊！”

作死的不光是艾早，还有张根本。也不知道他哪根神经搭错了线，结婚前夕打报告辞了职，堂堂公安局长不做了，要去南方下海做生意。他没有征求艾忠义和李素清的同意，三下五除二地以十万块钱价格把艾家酱园卖给了一个告老还乡的军队干部。他要拿着这笔钱带艾早远走高飞。

可怜我的父母，被这一连串的惊变弄得三魂去了两魂。老两口把艾好托到了精神病院，收拾一个包袱到了南京，声称要在我这儿住几天，躲开艾早和张根本的婚礼，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所以，我也就不能如约回到青阳。我惟一姐姐的惟一一次婚礼，居然没有一个娘家人露面。

艾早为此怨恨过我吗？当她在孤清冷寂的婚礼上举目无亲、形单影只的时候，她心里有怎么样的酸苦和悲凉呢？这一切我全不知道。她没有对我提起过。一九九四年我去深圳过春节时，她忙着为张根本领养孩子，忙着为我置办出国行装，带我逛各种商店吃各种美食，绝口不提五年前的那场变故。她跟张根本看上去琴瑟相合，她在他面前有绝对地位，说话一言九鼎，公司上下不怒自威。而张根本，他毫无疑问地宠着她，顺着她，甚至还有一点小心翼翼地怕着她。艾早因为十六岁跟实习医生的一场恋情，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丝毫没有成为他们两个人关系中的障碍，相反，艾早有恃无恐地把守着领养孩子的关口，一次又一次让张根本美梦难成。

存在主义的祖师爷萨特说过：他人就是地狱。这个结论也许有点严重。最起码可以说，每个人对于他人都是谜，我们永远弄不清谜底是什么，何时出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一九八九年国庆一过，艾早和张根本卖空了家当，坐车去上海，然后直飞海口，开始了他们艰难打拼的历程。

一九八九年的海南，跟一八四九年的旧金山一样，从全国各地络绎拥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淘金者。他们之中有辞职下海的公务人员，有个体户，有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有文化人，也有妓女、小偷、流氓、被通缉的罪犯、越狱者、和尚和道士。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金钱的气味盖过了海水的咸涩，成为那个热浪滚滚的土地上惟一能呼吸到的东西。

但是海南不同于旧金山，它没有巨大的金块被源源不断挖出，在那里，人们挖掘的只是一个概念：改革开放。改革了干什么？开放了又干什么？问上十个人，有九个人保准答不出。答不出没关系，只要胆子大，脑瓜子灵，交结上一帮朋友、老乡、七姑八姨，茶馆里坐坐，海阔天空地一聊，几把麻将一搓，妥了，一桩生意在口头上完成，有了上家，也有了下家，还有了下下家……发愁什么呢？要是别人骗了你，你还可以转手去骗别人，连环地骗，只要“改革”的神话存在，雪球就能够继续滚下去。开头往大里滚，逐渐逐渐往小里滚，最后冰雪消融，灰飞烟灭。

在那个昔日瘴疠丛生、如今骗局连环的冒险乐园里，张根本和艾早是如何挖到了第一桶金？谁也没有跟我说过。我估计那不是一场光彩的业绩，那里面说不定就有欺诈、蒙骗、威吓、血泪。共产主义的老祖宗早就说过，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场血泪史。张根本他们以十万元资本进入海南，以千万元的身家成功而退，只能说明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懂得审时度势，还通晓适可而止。

艾早从海南给我寄过一张照片，是她和张根本在自己公司门口照的。公司是一栋租来的米黄色小楼，窗户上很愚蠢地镶着绿色玻璃，爬山虎从墙基处蜿蜒向上，虽然肥厚苍绿，却是厚密稀疏不得章法，显然缺少园林工人的细细打理。门口的粗糙水泥墙面上挂着一块很吓人的牌子：运通国际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牌子是铜色的，镌刻上去的字体却涂了红，两者搭配热烈到艳俗。我不知道是海南那地方的审美环境要求如此，还是当地的工艺制作水平不能让人有太高期望？更奇怪的是，门廊上还挂了两个褪色的灯笼，一只灯笼下垂着金黄色的丝穗，另一只的丝穗已经不翼而飞。这是公司开张留下的吉祥物呢，还是节日刚过不久，装点气氛的玩意儿没有顾得上拆除？

总之，他们公司的名头吓人，照片上呈现出来的境况却是马虎。

艾早很瘦，瘦而且黑，头发完全没有打理，身上是牛仔裤，一件闪光面料的蝙蝠衫，光脚趿着拖鞋。张根本站在艾早身后，手扶着她的肩膀，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短裤和条纹衬衫，咧嘴笑着，额上的皱纹一根一根非常明显。当年他们离开青阳时，艾早没有这么瘦，张根本也没有这么老，艾早的打扮一向新潮时尚，张根本的衣服也从来整洁讲究，如今两个人连拍张照片都顾不上修饰，可见他们打拼得非常辛苦。

我把这张照片转寄给父母。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艾早的意思。艾早宣布要跟张根本结婚时，艾忠义和李素清无地自容，当着所有亲友的面斩钉截铁说：从此我们跟她一刀两断！实际上呢？血缘终究是割不断的，艾忠义和李素清可以一辈子恨张根本，但是他们没法儿一辈子恨艾早。

李素清看了照片，从青阳给我打来电话，说：“你问问艾早，要不要给她寄点儿吃的用的？我怎么看着她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李素清希望艾早处境不好，这样她可以重新接纳女儿回家，还显出她的大度宽容。可是我知道艾早的处境很好，辛苦不代表狼狈，艾早脸上笑出来的两个酒窝便是证明。

有一天，我在省人民医院看病时碰到了罗素一家子。

酷爱烹饪并没有使我这个昔日男友发福起来，他依旧一副翩翩公子的清秀模样，深灰色真丝双绉的短袖衬衫，浅灰色的西装长裤，不显山不露水，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连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东张西望百事不管的架势，也还是过去那个仅仅为论文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系学生。与他闲适的表现相反，做妻子的程玲手里抱一个生病发烧的女孩，在划价、交费、拿药的窗口奔来跑去，身上的一条花色艳丽的连衣裙使她看上去像一只肥胖得飞不起来的大花蛾子，只能够张开花翅膀贴着地面扑腾。那女孩看样子也有五六岁了，满脸通红地趴在程玲肩上，双手搂紧她的脖子，不管程玲奔来奔去多么费劲，孩子死活就是不肯从她身上下来。

这一家子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我有点可怜程玲，从当年费尽心机争取留在南京开始，她为生活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如果不是她的乐观心态和健壮体格，也许就坚持不下来了。

程玲终于看见了我。她抱着孩子大呼小叫地扑上来，一边还招呼着角落里望呆的罗素：“张小晚！天哪怎么会碰上你？罗素你快来，张小晚在这儿！”

罗素踱过来，很意外的样子，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嘿嘿地笑。

“你哪儿不舒服？”程玲打量我，“不是结婚怀孕了吧？”

“你瞎说！”我嗔怪她。然后我告诉她，没别的大毛病，就是经常头晕，耳鸣，头低得久了会眼前发黑。

“你这是长期营养不良，贫血。一个人过日子容易有这毛病。”她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紧跟着她开始给我介绍一种美国生产的营养药品，把它描绘得天花乱坠，说是治我这样的毛病药到病除，除了治病还能强身，她全家都在吃它。说着她回头看一眼罗素，寻求对方应证。罗素不能不跟着点头。

“我做这家公司的销售代理，能够七折拿货。回头我拿两瓶给你送到家里去。”她快人快语，爽直得可爱，也热情得可爱。

我们在医院门口分手。程玲怀里的孩子一直趴在她肩上偷眼瞄我。孩子长得像罗素，皮肤白白的，眉眼清秀，但是神情平淡，没有五岁孩子通常的娇憨玲珑。没准儿是孩子正生病发烧的缘故。

到家后不久，我接到了罗素的电话：“艾晚，程玲说的那种营养品，只要办张会员卡都可以七折拿货。东西倒是好东西，可你别听她乱煽乎，买了这样再买那样，圈进去出不来。”

我说：“罗素，谢谢你提醒。”

毕竟我们有过共同的初吻，私心里他还是向着我。

程玲果然送来了两大瓶她说的那种药。是片剂，黑乎乎的，一天两片，一瓶吃三个月，两百块钱一瓶。程玲信誓旦旦说，她做了这么多年药品销售，可以保证这种药的质量。她还说，她正在考虑从医药公司辞职，专门做国外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代理商，现在的人比以前有钱了，生病后懂得选择用好药了，做代理绝对有前途。

“是有钱途吧？”我笑着。

她不在乎地耸耸肩：“没错儿。一回事。”她对我推心置腹：“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遍地都能找到黄金，就看你肯不肯把握机会弯下腰去。清高是一个过去分词，清高的结果只能是清贫，没这个必要嘛，是不是？”

她里里外外打量我的屋子，啧啧地叹息，嗔怪我太不把自己当女人心疼。“这样不行。”她用家长式的口吻，“女人不能够单身过一辈子。包在我身上吧，我认识好几个不错的医生，都是钻石王老五，你可以见见，做个选择。”

我应该为了求偶去跟那些陌生男人见面吗？应该的。陈清风已经出国，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我这间屋子，我跟他之间有了结果，已经比艾早幸福许多，我不可以再用自己的坚守拖累他，给他压力。

一个炎热的晚上，我拿着程玲给我的电影票，坐车到胜利电影院，去跟红十字医院的赵平安医生见面。程玲说，赵平安也有一张电影票，座位跟我紧挨着，如果我们互相看上了，可以不等电影散场就出去，溜公园，去酒店咖啡厅喝点冷饮，怎么都可以。“千万别带他回家啊，不能这么着急。”她用过来人的口气贴心贴肺地指导我。

她把我当成了那种不谙世事的傻瓜，简·奥古斯汀时代的老小姐，见到男人就犯晕的结婚狂。我笑笑，什么都没说。让别人感觉良好不是件坏事，我这么想。

电影院里有冷气，刚进去时汗毛乍起，肌肉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生理反应是防御性的。我用双手抱住肩膀，强迫自己镇静，慢慢地往里面走。我看见了我的那个座位，两边都空着，说明赵平安医生是个矜持的人。不过也可能他被病人耽搁了，或者坐公交车不顺。一两次约会迟到不能说明什么。我甚至庆幸我比他先到，这样的话，他从过道里寻寻觅觅走过来时，我会早早地看见他，提前有一个预审。

结果，我看见的是我和艾早少年时代的熟人——青阳医院的实习医生。他曾经让艾早怀孕，又用土法上马替艾早打胎，造成了她的终生不孕。这个人的面孔我记得非常清楚：圆脸，圆眼睛，肥嘟嘟的鼻子，俗称的“娃娃脸”。艾早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惊叹他的眼皮不是双层，是三层，重重叠叠如迷宫，把艾早的魂儿收进去了。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实习医生老了很多，婴儿般光洁的皮肤堆出很多细碎的皱纹，圆圆的眼睛和鼻子跟他沧桑的神情很不相称，彼此形成错位，好像他身体的一部分在大踏步前进，另一部分却死赖着不肯挪脚。这样的对峙呈现在一个男人脸上，很不协调，甚至显得怪异和恐怖。

趁他还没有找到座位号码，没有发现我，我迅速站起身，猫腰从另一边的过道逃出电影厅。

走到外面炎热的空气中，热浪像一个巨大的气球瞬间包住了我，满身汗水“哗”地一下子流出来。我独自站了一会儿，感觉不那么头昏眼花了，才慢慢地走向公交车站。

我在想，要不要把这次的奇遇讲给艾早听？如果告诉了她，她的表情会是什么样？

一九九一年初秋，陈清风离开旧金山，向北穿过俄勒冈州，越过哥伦比亚河，从西雅图起飞，跨越茫茫无边的加拿大国土，来到美国最北部的阿拉斯加。

陈清风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难道是那里广袤的原始松林给了他一种启示，他要去实现给我和艾早的许诺：寻找两块一模一样的琥珀？

应该不是。陈清风没有那么傻。男人们对于诺言从来就没有女人看得重。他飞到那个人迹罕至的地球边缘，只因为他想要从头到脚地看遍世界。

“阿拉斯加”是阿留申语，意思是“白色的陆地”。当年阿留申人来到阿拉斯加半岛，看到了这片白雪覆盖的无边大地时，嘴巴里喊出一个惊叹词：“alaska”！这个词便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州的州名。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阿拉斯加还是俄国的领土。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一直想知道北美大陆是不是跟亚洲大陆连在一起，又想找到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就派出维图斯·白令率领船队极地探险。他们穿越白令海峡之后，发现了阿拉斯加。一八六七年，美国国务卿花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当时俄国人自以为既拿到了钱又甩掉了一个麻烦的包袱，谁知一百年之后，阿拉斯加盛产的黄金和石油使老毛子懊恼得要打自己耳光，因为他们丢弃的其实是一个装满了金币的钱袋。

初秋的这一天，陈清风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双肩背的旅行包，走出繁忙的安卡雷奇国际机场。他嗅到了夹杂着冰雪和松针清香的氧浓度极高的空气，那种独特的使鼻腔刺痒的清洌气息令他浑身一震，他的心脏因为激动而紧缩起来，他的思维却在湛蓝的天空下发散开去，探触到一种混沌初开的自由和快乐。

他沿用着自古到今无数背包客用过的方法：边打零工，边一步步地深入阿拉斯加山脉和伯罗克斯山脉之间的辽阔谷地。一路上他在餐馆端过盘子，帮人做过油漆工，替养老院劈过木柴，为农妇修过栅栏，还在奶牛场挤过牛奶。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陈清风学会了许多当地人取暖的办法，还购买了毛皮的帽子、手套、靴子和坎肩。他还买了雪天用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当他极目远眺皑皑雪山时，他可以长时间地睁大眼睛，把他从未见过的北极风光尽揽在心。

初冬，他进入了全美最高山峰德纳利山。古老的冰川如传说中的睡美人，披着银光闪闪的长袍，千年万年保持着同一种矜持的睡姿。走在积雪齐膝的森林中，四周安静得能听到美人的呼吸和心跳。从树枝上扑簌簌掉落的雪团惊起机灵的松鼠，它们高竖着毛茸茸的尾巴，哧溜一下子从雪地上窜过去，留下几行浅浅的爪印。一头驯鹿从大树后面转出来，脑袋上的鹿茸像纵横交错的发报机天线，阳光下闪出一种银灰色的柔滑漂亮的光泽。他站住不动，欣喜地盯视这头会拉圣诞雪橇的温顺的动物，想象它的祖先是不是真的跟圣诞老人有过交往。他跟它招呼：“嘿，伙计！”驯鹿歪着头看他，乌黑的眼睛里是孩子般的好奇，因为在它有限的生命里还没有见过一个黑发黄肤的中国人，也没有听到过“伙计”这种奇怪的语言。

他掰下一根折断的树枝当棍子，借助它的支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积雪下面全都是倒塌的树木和绊脚的荆棘，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入一个小小的陷坑，鹿皮靴子卡在雪下的树杈中，转前转后好不容易才能拔出来，皮帽子里已经热腾腾蓄满了汗。体力消耗太大了，如果不是经常想到鲍勃家院子里的那两块石锚，他没有勇气穿过这片原始状态的森林。

然而他还是不幸地陷入了绝境：当他举目眺望一头在雪地奔跑的银色的北极狐时，他的一条腿忽然踏空，陷进一个大树倾倒后留下的雪洞。他的整个身体跟着倒过去，不由自主地下陷，温柔而舒适地坠落。他越是挣扎，坠落的速度越快，像是雪洞里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抓住他不由分说地往下扯，一定要把他拉进洞中同归于尽。他感觉积雪没过了他的腰际，又迅速没过他的双肩。他趁着还能呼吸，张开嘴，嘶声高喊：“救命！救命！”他的声音惊动了四面树上的积雪，雪团争先恐后地啪啪坠落，打得他张不开眼睛。松鼠们不知所措地四处逃窜，雪粉飞扬起来，周围的世界暗无天日。

当陈清风在绝望地坠落、沉没、陷入灭顶之灾时，他脑子里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谁呢？几年后，当他在布法罗大学我租住的宿舍里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时，我很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他。可我的话几次涌到嘴边，最终又咽回肚里。他想起谁，那是他的权利，我不应该逼他回答。回答的话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谁，他最后拥在怀中的那个人是我，这就够了。肌肤相亲是爱的终极状态，跟精神的渴求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万一不是，我也该满足。

陈清风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呼叫声引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旅行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经验异常丰富，他奔过来喝令陈清风别动，然后把一根树棍伸过去，让陈清风双手抓紧，拼出全力把这个脸憋成紫色的中国人拉出雪坑。

亚当斯把瘫软无力的陈清风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个私人农场，灌下一茶缸热腾腾的牛奶，又让他睡足一觉，确信无事后，才留下一张名片，重新进入森林。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么什么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待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忿忿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么呢？”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么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哄弄张根本的吧？”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么样？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么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待吧，给谁买的？”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桶。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优势。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松。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神经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惟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预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么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她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季节已经进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顿遍地的积雪刚刚融化，草从地皮下冒出一个瑟瑟发抖的尖尖，试探着能不能把全部身躯从泥土中钻出，享受一个短暂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气，眼前立刻飘起一团白蒙蒙的雾。立法大厦的楼顶依次排开着三面旗帜：英国国旗、阿尔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顿的城市立法旗，它们在寒风和阳光中猎猎飘舞，抬眼看上去，蓝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变得鲜活和年轻。陈清风曾经在一张画片上看到过这个城市大片的郁金香，那些整齐划一像士兵列队的艳丽花朵，如同用色块拼成的抽象油画，那样的蓬勃和热烈。可是当地人告诉他，郁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放，那时候加拿大各个城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也是全体加拿大人的迎春节。

陈清风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进入初夏，满街阳光会让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顿人盼望着春天和夏天一样，南京人进入夏天后就盼着秋风送爽，冬季来临。两个多么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俩办到加拿大要花钱。找律师要钱，办移民手续要钱，来回地打电话寄资料要钱，将来的飞机票安家费还是要钱。陈清风学的是中文，也不再年轻，无法进入那些专业性的领域找到工作，更没有本钱开餐馆和洗衣房，只能打工。那段时间埃德蒙顿的购物中心正在分期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餐馆、商店、电影院、主题游乐园已经建成开业，另一部分还在加紧赶工完成。这个占地四十八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购物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暖棚，建成之后将提供全城人在漫长的冬季里消磨时间的所有吃喝玩乐的设施，这里面有太多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手。

陈清风早晨六点钟起身，搭公交赶往购物中心。先在咖啡店跑堂，给同样是赶工的顾客们端上咖啡，烤得焦香的面包，火腿煎蛋，将悬挂在头顶的电视机调到“早间新闻”频道，为他们在“pos”机上刷卡结账。九点之后，这一拨客流高峰过去，陈清风有一个短暂的喘息，可以跟店里的员工们一块儿坐下，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吃两片夹熏肉的面包，随便开几句玩笑。

然而陈清风不敢久坐，因为他就着咖啡吞下一份面包后，还要赶往室内游乐园，做几小时保洁工作。他会拎着一个很大的橘红色的提桶，桶里放着各种型号的刷子拖把和清洁剂，穿皮制的防水工装裤，下到冲浪池或者儿童嬉水园里，清理水面和水底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污物，把不锈钢的把手擦得锃亮，把各种造型的救生圈充满了气，摆放整齐，等待着下午三点过后那些像小企鹅一样摇摇摆摆扑下水中的孩子。当那些孩子的妈妈衣着闲适，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论育儿经和某一种甜品的做法时，她们会招手唤来清洁工陈清风，指着脚前的一块水迹请他擦干，免得滑着了身边更小的孩子。

傍晚过后，吃过一份简单的热狗，陈清风走向灯光璀璨的华纳电影院，围上一条浅黄色的围裙，开始操作爆米花机。当巨大的玻璃器皿中盛满白花花香气诱人的膨化食品后，晚场电影渐次开场。这是埃德蒙顿的年轻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娱乐场所。他们穿牛仔裤和短袖套衫，头发用摩丝打出鸡冠的形状，露出刺青的胳膊，晃荡着银闪闪的鼻环，买大桶的爆米花和大杯的可乐，把自己埋在电影院舒适的软椅中，一边看银幕上的明星决斗或调情，一边吃着喝着，不时地跟情侣接吻，抚摸，弄出比电影台词更加刺激的声音。

陈清风爆出了足够当晚出售的玉米花，就可以下班走人。但是他还不想回去。回去不过是在租住的地下室里倒头睡觉，这对于他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抓紧这段时间，再挣一份工资吧。于是他在九点之后赶到购物中心里灯光最是幽暗的“casino”，做低等级的侍者——当赌客们进门后，双手接过他们脱下的厚重外衣，挂好，等待对方尽兴出门时再微笑着递上。逢到老年妇女，还要拎着衣领等待她们把胳膊伸进衣袖，帮她们围好围巾，戴上帽子。他没有固定工资，酬劳全靠小费。他希望这些赌客赢钱，赢了钱他们的出手才会大方。有一次曾经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一百加币，因为那天她把老虎机玩“爆”了，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诱使机器吐出四千块加币，她尖叫着在大厅里亲吻每一个人，给所有的侍者都付了一百加币的小费。只不过，这样的幸运实在不多，大部分人走出赌场时，脸上带着的是悻然和失落，他们肯付给陈清风的小费也就少得可怜。

巨大的购物中心是城市的吞噬者，无数建筑群以通道相连，人在其中不见天日，不知道世间冷暖饥寒。陈清风每日穿行在咖啡味、香水味、炸鸡味、爆米花味和“casino”的钱币气味中，他觉得自己的肺腑就是一块吸收各种气味的海绵，也像一个气体搅拌机，过滤了这些活色生香，留下的只是空虚茫然。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栖居的地方，他总是倒头就睡，中间没有一分钟的时空转换和过渡。

那些艰辛寂寞到能够让人发疯的日子里，陈清风想到过青阳广播站院子里宽大的回廊吗？想到过紫金山上的林海吗？想到过南京工业大学那套公寓里的四天四夜的缠绵吗？

他不可能不去想。如果不想，他就不是陈清风。

他也不会想得太多。人在极度困顿和疲劳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会萎缩到最小，在身体中不成比例。

如果他的全部精神如一颗核桃，我会是桃仁中的几分之几？

一九九三年，国庆节刚过，我在实验楼里碰到了系主任葛一虹。

“艾晚，”她叫住我，“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

我忐忑不安地朝她走，手里抱着一摞学生交上来的实验报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她，我都感觉不自在，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的仪容、姿态，怕她挑剔。她这个人气场太大，总是把周围的人压得无法呼吸。

“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不会吧？”我瞪大眼睛，本能地表示了惊诧。

“我已经六十岁。系主任不会干了。”

可是我觉得她实在不像个六十岁的人。她穿着一条年轻人才会穿的牛仔裤，一件浅米色的薄型羊绒衫，胸部鼓鼓的，臀部也非常丰满，浑身上下蓄满精力的样子。她这样的人怎么会退休？

“我离开之前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她说。

“哦！”我摆手，“用不着，真的。”

“系里分到一个进修名额，时间一年，去美国的布法罗大学。我想让你去。”

我张着嘴，再也说不出推辞的话来。在那个年代，出国是我们所有年轻老师梦寐以求的事情，系里许多人为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我想不出来葛一虹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我，可我也知道，如果这时候说一个“不”字，我一定是智商出了问题。

“葛教授……”我嗫嚅，不知道如何感谢。

她挥一挥手：“行了，要是你没有意见，抓紧时间办护照签证。过了春节就走，那边是三月初开学。”

她转身，半高跟鞋走出笃笃的声音，臀部的扭动把牛仔裤撑得很满。我看着她胖胖的背影想，或许还是西服套裙更适合她。

我用最快的速度从学校开出证明，然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去上海办签证。一切都很顺利。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甚至还跟我开了玩笑，祝我在美国“有好运”，什么的。

同事们起哄要我请客。他们看似羡艳的目光中明显有妒意，或许还有猜测：为何我如此走运？联想到我年过三十尚未婚嫁，他们的疑虑会有更多：我是居心叵测等待这一天的吗？我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吗？

我不打算一一解释，太累。说句真话，我对自己的前景也没有太多把握，不知道我将来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古人总说三十而立，那是因为从前的生命短暂，从前的世界简单，现在我三十多岁，心中还是一片茫然，像是一条向上生长的牵牛花的藤，左右摇晃，找不着可供攀援的篱笆，就那么凭空悬着，细细的一条，岌岌可危的模样。

元旦我回到青阳，算是跟父母告别。春节我去了深圳，是替父母探望艾早。我迟迟不肯谈婚论嫁，我妈妈李素清唠叨不止，可她对我放心，认定我不会做出令她蒙羞的事情。相反，艾早的归宿才是她心里的症结所在，因为艾早嫁的是张根本，是我妈眼中最最无耻最最危险的人。

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歇脚的时候，艾早看见了一个穿米黄色风衣走向酒店前台的男人，她突然问了我一句：“陈清风，他不也是去美国了吗？”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这回去美国，可以见到陈清风，起码有这个可能性。她不知道陈清风已经去了加拿大，并且已经把老婆和女儿办了过去，已经在多伦多定居下来，试着做起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

艾早微微地红着脸，嘱咐我说：“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那一瞬间，我端起咖啡杯，遮住自己的脸，差一点躲在杯子后面落泪。我感觉我很可耻，罪不可恕。我不仅仅是背叛了她，还一直在小心地欺瞒她，阻隔了她和陈清风之间的联系。我害怕什么呢？陈清风对于我，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跟艾早一同长大的漫漫岁月，敌不过跟陈清风相守交合的四天四夜？

一切都是漫漶不清，无法对自己交待，所以我也不能对艾早坦白。我坐在艾早的对面，在她期盼的眼神面前，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咖啡，不敢开口，不能开口。

一九九四年，春节一过，我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芝加哥转机，到达美国东北部的小城布法罗。

出来之前我仔细地看过一张世界地图，从布法罗到陈清风定居的多伦多，中间只隔一湾安大略湖，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五十公里。他在湖的北岸，我在湖的南岸。设想有一架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架在岸边，我们的视线能够越过滔滔湖水，看到彼此的眉眼和笑容。

美国这么大，有无数的高校和研究所，可我的进修地点偏偏在布法罗。上天为何如此眷顾我，让我能够在异国他乡见到最爱的人？

时令还是寒冬，布法罗冰天雪地，校园在茫茫一片白色中露出绿色的树冠和红色的屋顶，美好得像一个童话。我的导师在暖气开得过高的办公室里跟我见面。他穿着条纹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袖子挽到肘部，身上散发出怪怪的氨水味。我猜测他是刚从化学实验室出来，这样的气味我再熟悉不过。这几乎是一个秘密，一种同类人的标志，一瞬间我们彼此亲近起来，知道了有东西可以分享。

导师叫保罗，七十年代从东欧移民美国，两年前曾经被提名竞争诺贝尔化学奖。他个子不高，一头浓密的灰褐色鬈发，黑眼睛，皮肤是浅棕色，很健康，也许是刚从南方海滨度假回来的缘故。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一条一条向下弯曲，显得温和，毫无城府，还有一点孩子般的羞怯。每跟我说完一句话，他都会把眉梢扬起来，发出“嗯”的一声发问，确信我是否真的听明白了。而每听我说完一句话，他又会在鼻子里“唔”一声，表示惊奇，表示对这句话的重视程度，喜悦程度。

他问了我在中国的研究方向，我做过哪些课题，我给学生上些什么课，又问我这次来进修的打算，有没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计划，压力是否过大。

我出国之前突击过两个月的英语口语，自以为日常交谈问题不大，可是跟保罗在办公室呆了半个小时，已经感觉单词远不够用，句子也组织得乱七八糟，语法更是错误连篇。

“对不起……”我满头大汗地道歉，“我的英语太糟。”

他温和地看着我：“你用不着紧张，新换一种语言环境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刚到美国时，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

“可我真是糟透了。我很抱歉。”

他想了想：“这样吧，两周以后你再来找我。那时候你应该适应得差不多了。”

我慌忙道谢，退出。我觉得保罗是个善解人意的教授，他不忍心看着我把这场拙劣的英语表演进行到底。

布法罗大学有中国同学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租到学校里的一间单身公寓。他们还带我去旧货市场，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之类。我去银行开了户，拿到一张全美通用的现金卡。去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在学校互联网上申请了我的个人邮箱。本来我还想买一台二手电脑，但是价格太贵，没有成交。反正系里的电脑任凭我们使用，这事用不着太急。

还剩下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呢？夜里我穿着短袖睡裙，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子，躺在公寓陈旧的床垫上，电视打开着，半懂不懂地听零点新闻，听主持人的“脱口秀”，看美国人喜欢的言词幽默火辣的肥皂剧，一边在心里想着这个答案明确的问题。

初春，校园里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一块一块草叶青青的土地。最初露出的地面很少，从学校楼顶看去，像是雪地上一只只刚刚睁开的毛茸茸的眼睛，有点惺忪，透着一种惊奇。太阳一出，积雪继续消退，草色就慢慢连成了片，怯生生地漫坡而下，在依旧寒冷的空气中瑟缩抖颤。路边有一种黄色的小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绽放，它的根部甚至还依偎着一撮脏兮兮的残雪。发黑的、内部成马蜂窝状的残雪和小黄花，一种物质从另一种物质中诞生，此消彼长，掠夺和依存，这样的意象让人心里惊叹。

我是先看见一辆挂加拿大牌照的破旧丰田车迟迟疑疑开进校园，顺着车道一路寻找着驶往我租住的公寓楼，然后才看见了从车中走出来的陈清风。我飞奔过去，张开嘴巴，傻傻地笑望着他。他也一样，看见我的瞬间，只知道高兴，一句惯常的问候都说不出来。我们两个人隔着一股很窄的车道，彼此凝望，觉得世界在那一刻特别安静，除了积雪、小草、破旧的丰田车，就只有我们，我们脸上的笑意穿透阳光，直达对方心底。

我丝毫也没有发现陈清风脸上增多的皱纹。实际上，因为这些年的奔波和辛苦，他比出国之前老了很多。可我们见面的瞬间，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我眼里见到的只是一个整体，一个很多年来活在我意识深处的形象，带着我的情感、被我人为地修饰之后，永远存留的静物油画。我记得的是他的从前，而他现在风尘仆仆的模样，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感官系统，被我完全地忽略不计了。我心里除了喜悦，就只有感激，我很想对大地对万物都说一声“谢谢”，我的快乐，我们彼此的快乐，在大地万物之外没有人能够分享。

我走过车道，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我很想哭，因为他脖子里有我熟悉的热烘烘的气味。

我们挤在狭窄的单人床垫上，合盖着薄薄的被子。他把一个枕头竖起来，折叠着塞在肩膀下，以便他侧过脸，居高临下地俯看我。他还忍不住地要用手抚摸我，虽然他自己知道手上的皮肤粗糙，从我身体上抚过时会发出咝拉拉的声音。他的膝盖顶在我的腿侧，很硬，像一块硌人的木拐，这说明他很瘦，肌肉结实。他笑着说，在埃德蒙顿购物中心里拼命打工的那一年，每天至少要站立十五个小时，现在他腿劲很大，可以不费劲地一脚把我的门锁踹开。说着话，他用脚把我的一条腿拨拉过去，膝盖轻轻夹住。

他的两条腿都用了悬劲，舍不得把我夹疼。

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最苦的日子熬过去了。他的女儿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读预科，只要语言过了关，升入本科没有问题。他妻子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只负责一样活儿：洗锅。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锅，她一个一个擦洗得锃亮，士兵列队一样地排上架子，等待厨师使用之后，再一次刷洗擦净。到餐馆打烊后，她可以分得当日多出来的菜肴原料，带回去做家人第二天的午饭。至于他自己，他在时间上有很多自由，一个月只要做成一笔房产买卖，中介费就马马虎虎能过日子。如果幸运，做成两笔甚至更多，他便可以小小地存上一笔钱。他说，目前他还处在摸索和入行的阶段，慢慢熟了，客源攒多了，生意会越来越好。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咽住，呛咳了好几声。他把手和腿从我的身上挪开，换了一个姿势，仰面平躺，眼睛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南京的梧桐树应该掉毛了吧？”他问我。

“还不到时候呢，总要到五月份吧。”

“新叶总该出来了。”

我“嗯”了一声。

“南京的纬线应该跟洛杉矶相近，北纬三十多度。”

我忍不住笑起来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在地图上行走。

在我住的这栋公寓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自杀了。他是商学院的。这里的商业课程注重实践，学生必须跟指定的客户沟通，沟通的每一个进程都要写出报告，交导师审阅，计入学分。这个学生生性腼腆，学业优秀，可是不善于跟人交流，每次跟客户见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折磨，他会紧张得一夜都无法睡着。久而久之，他得了抑郁症。春天是抑郁症的发病高峰期，他发了病却不肯就医，更羞于找人诉说病症，居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割腕而死。

公寓里一片混乱。是看门人的狗首先闻到血腥味，拼命扒拉房间，引起看门人注意，开门发现情况的。此刻他把这条狗牵在手中，神情激动地对警察描述全部过程。狗侧着脑袋，不停地翕动鼻翼，喉咙里轻声呜呜着，似乎还没有从发现尸体的兴奋中醒过神来。越来越多的人拥进公寓，伸着脖子往房间里张望。可是警察已经用黄线拉起了禁区，禁止任何人越界一步。中国同学会的几个热心人在事发现场紧急碰头，商量葬礼如何操办，是否要发动中国留学生为他捐款，因为他的父母都在农村，家境贫寒。

布法罗的春天，气温上升很快，这么多的人拥挤在公寓中，热量散不出去，空气粘稠稠的，我开始感觉头昏眼花。我从楼道的另一边走下去，出门透一口气。

保罗远远地走过来。他步幅很大，肩膀一耸一耸，显得神态急迫。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身影出现在一片坡地的顶端，膝盖以下被大片的花草遮没，凸现在蓝天背景上的身形便显得高大。然后，他顺着坡地的小径逶迤而下，身形越来越矮，最终跟我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他其实比我高不了太多，在东欧人中属于纤细小巧的一类。

“天哪，你没事吧？”他显然是听到了消息，特意过来看我的。因为走得急，他喘气有点粗，皮肤散发出一种松木的气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男性化妆品的味道。他的裤腿上还沾了一些花粉，黄黄的，有点像南京六月天长出来的霉菌。

“我没事。谢谢你来看我。”

他仔细观察我的脸，想要确信我是不是真的没事。他的眼睛使我想到一种很可爱的动物：羊。羊的眼睛就是这样温良和友善。我想，要是我真的有事，瞒过这双眼睛实在太容易了。

他终于放松下来，甚至还笑了一笑。“艾，”他说，“刚才远远看到你站在门口，你知道我心里说了一句什么吗？”

“什么？”

“谢天谢地，那个糊涂的中国人不是你。”

“保罗教授！”

“我这么想，的确有点自私。可我是真的担心你。”

我们离开公寓，往化学楼的方向走。路上他说到了对中国人的看法：聪明，肯学，但是太要强，封闭自我，容易夸大自己的失败感。

“希望你不是这样。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碰到困难，一定要对我说，要说出来！”

我答应了他。同时我又声明，我不过是个访问学者，在布法罗进修而已，不读学位，学习上没有太多压力。

他热情邀请我：“你进我的课题组吧。我听说你动手能力很强，实验做得非常好。”

我很高兴。保罗教授的研究项目是进入美国国家计划的，这意味着我将要从事的工作在全世界都属于尖端。我有点受宠若惊。

“你考虑过留下来读我的博士吗？有全额奖学金的？”他突然又问一句。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那个可怜同胞的死，我却接二连三地得到惊喜，这让我深感不安。

读博士，有奖学金，意味着我会在美国留下去，我会在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最终会成为一个美籍华人。

可我跟陈清风的关系怎么相处呢？永远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一个安大略湖，一年一次，鹊桥相会？

陈清风不定期地开车到布法罗见我。有时候一个月才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当中会来两次，看他手中业务的忙碌程度。我希望他每周都来，可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代理的客户不多，生意清淡，这又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他一个月都没有露面呢，我又非常想他，我在寂寞的异域生活中无法克制对他的思念。这是一对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矛盾。

他也一样。他来不了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抓起电话就舍不得放下，我们把从前说过的话翻出来再说，反反复复地说，不知道什么叫厌倦。“你记得青阳广播站那个看门的老头儿吗？”“艾好那年从我宿舍拿走的一本书，叫什么来着？”“你以后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艾早吗？”

我记得那老头儿。艾好拿的那本书叫《雾都孤儿》。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会告诉艾早，永远都不会。

……

陈清风开车从多伦多他家中出发，三个小时到尼亚加拉瀑布边的小镇，过一座桥，进入美国境内，再开车一小时到布法罗。傍晚时分，他逆着这条路线，驱车上路，回到多伦多。一般情况下他不留宿，因为他没有太多理由夜不归家。偶尔留在布法罗过夜，就需要提前几天对他老婆编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故事。陈清风不擅长虚构，编故事令他痛苦。从前他曾经虚构过一本长篇小说，结果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之间的话题很少谈及现在，青阳和南京是出现在我们言谈中最多的词。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故事，青涩滋味足够我们噙在口中回味。很多时候，“说”就是一种宣泄，说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快乐，身心交融到最好的状态。

我的公寓房间在二楼，窗户朝西，窗外有一棵姿态很漂亮的树，陈清风说，那叫“山毛榉”。我相信他是对的，因为他年轻时候就喜欢读各种杂书，对世界万物的认识要强我很多。夏天，三点钟一过，太阳开始西斜，山毛榉的树影刚好照到我的床上，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变得斑驳繁复，像莫奈用油画笔点染出来的图案。陈清风这时候会变成一个快乐的孩子，在床上不断移动体位，让树影分别投射在他的脸上、胸口，或者小腹，让我点评哪一处的图案看上去跟人体更加和谐。他也要求我这么做，可我总是笑得蜷成一团，因为我感觉身上的光点像是一群精灵小人儿在跳舞，它们又踩又蹦，结果就变成无数只小手在挠我的痒痒。我有点受不了这种刺激。陈清风说，这说明我的皮肤比别人更加敏感。

四点钟，莫奈的点彩画从床上移到地上，再抬身移到墙上，成了一幅不花钱就能欣赏到的大师名作。这时候我们两人都黯然神伤：分别的时候到了。

“你就不能吃过晚饭再走吗？”我要求他。

他沉吟：“太晚了路上的货车会多。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晚上再走。我来给你做一顿晚饭。凉拌面你喜欢吗？”

他刚要起身下床，我又改变主意：“不，你还是早点走，太晚了我不放心。”

“我会注意的，我车技不错。”

“不行，是我不想让你留下来。”

“真的没关系。”

“走吧，多吃一顿晚饭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回身抱住了我。他的嘴唇滚烫滚烫，像在我脸上炙烤一样。这种灼热会使我们两个人的体温再一次上升，我们必须用理智来克制欲望，否则这种临别拥吻就会没完没了。

五分钟之后，我奔进公寓里的公用厨房，从一长排玻璃窗中看着他的旧丰田汽车飞快地驶上车道，消失在坡地尽头。我猜测他会不会从倒车镜里看见我趴在窗口的身影，希望不会，那样的话，他继续心神不定，就要影响行车安全。

我的房间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枕头上还有他的气味。床单上有他掉落的一根头发，半截白，半截黑。地板上也有一根，却是全黑。到哪一天他留在我这儿的头发全成了白色，可能我们之间就会风平浪静。

我能够在布法罗呆到那一天吗？真要呆这么久的话，我在南京的家人怎么办？他在多伦多的家人又怎么办？

我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不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人还是应该学学鸵鸟，暂时地骗一骗自己。

布法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盛会又开始了。草坪上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穿各种学士服和博士服的年轻男女喜气洋洋凑在一起，勾肩搭背，倒着走斜着走跳着走，对每一个人展示他们青春无邪的笑脸和喜悦无比的心情。也有人一手挽着礼服笔挺的父亲，一手挽着穿成花母鸡般的母亲，后面还跟着三两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赶集一样地兴高采烈。美国人天性乐观，少有忧愁，多有快乐，一点点成就会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英雄，也因此获得英雄们雄视天下的感觉。他们的确没有什么需要发愁的难处：毕业后找一份工作，娶一个妻子，贷款买一栋房子，然后不费劲地生一堆孩子。退休之后卖掉房产，揣上积蓄，成群结伙地周游世界，最后回到国内，找个养老院度过余生。他们从生到死都被政府安排好了，如果要求不高，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干也能够过完一生。颓丧悲苦是东方人的事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事情，跟他们的情绪很少沾边。

保罗被他的几个博士拉着拍完了照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眼看见了四处闲逛的我。

“嗨，很高兴在这种场合看到你。”他扬了扬手里抓着的一顶博士帽。“怎么样？有感想吗？中国学生在毕业时是不是同样热闹？”

我摇头：“我们的年轻人会小范围庆祝，不会大范围狂欢。”

他耸耸肩：“心情是一样的。”

“恐怕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毕业是人生的一道坎，你得努力跨过去。”

他有点迷茫地看着我，不太明白我说的意思。他虽然是东欧人，但是在美国呆得久了，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

“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读学位的事？”

“坦白地说，我需要你在我的实验室工作。”他的黑色眼睛里只有坦诚，没有陷阱。

“我想……能不能等我的访问期结束再做决定？”

“没问题。你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

他又一次扬了扬手里的帽子，走开去。

如果这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我会是什么样子？它一定让我英姿勃发，不同凡响。我有点渴望戴上博士帽的前景了。

太阳辉煌地照着，草地上流淌着蜜一样金黄的汁液。几个小孩子在追逐一只飘飞的气球，可是那只球被气流托着，越升越高，根本就没有回转头来的意思。孩子们终于停止追赶，一齐仰脸向天，怅然地望着，每个人都显得若有所思。

我想，我喜欢美国，喜欢周围这些人的纯朴和善良，也喜欢这个民族的乐观和向上。

陈清风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加拿大境内等我。我从旅行团的大巴上下车时，一眼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中文报纸站在路边。

仍然是欣喜。已经很多次的相聚，很多次的缠绵和交欢，见面仍然是欣喜。我不知道其他那些双双对对的情人们相见时会是什么样，但是对于我，对于陈清风，一种既没有根基更没有未来的惶恐永远都纠缠在心里，因此，我们把每一次见面都当作最后的晚餐，留恋其中的每一杯开胃美酒，每一道正菜和每一碟饭后甜点。

“跟我走，我订好了旅馆房间。”

“我们能够在一起过夜？”我感觉到意外之喜。

他不出声地挽住我的手臂，把我带到他的丰田车上。他一直都在微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显得端庄、平静、美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安，总感觉他平静的皱纹下面藏着一丝忧虑。

我想告诉他保罗要我留下来读博士的事，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我怕这事会给他带来压力，让他很难处理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婚姻一类的问题，那不是我的目的。人们如果为了一个目的去相爱，美好的程度会大打折扣。

车沿着安大略湖行驶，巨大的瀑布就在我们前方几百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迎着阳光，所以看不清水流排山倒海冲下来的样子，只见到水雾遮天盖日，湖边不时有水花被风吹溅起来，有力地扑到岸上，把探身观瀑的游人打得声声尖叫。水声太大，说话需要对着耳朵大喊，我们干脆闭上嘴，像是看卓别林时代的默片一样，看着一群一群的游人身披湿淋淋的雨披，在亮闪闪的水花中四处奔跑、躲闪，袋鼠一样跳来跳去，故意让浪头打到身上，又故意做出逃跑不及的样子。所有岸边的道路、花坛、栏杆、铁索、长条椅、路灯柱，因为水汽浸泡的缘故，颜色都显得深暗、陈旧，这也像是老电影里的场景，有一点伤怀，有一点奢华，还有一点令人始料不及的感动。

水同样打到了陈清风的车窗上。他打开雨刮器。可是，前窗的积水被刮去了，侧窗的水流只好任它流淌。风吹过来时，水会往后飘散，在玻璃上淌成一道一道倾斜的花纹。有时候风小了，浪也小了，湖水扑不到岸上，玻璃就闪闪发光，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还能看见空气中水汽凝成的彩虹，它们像巨大的拱桥跨越在天空中，美丽到令人目眩。

忽然间我想到，我们现在的日子就像前方的彩虹，虽然美好，却虚妄异常，仅仅是由空气组成，抓在手中最多能留下一点潮湿。我渴望彩虹中能够多出一点别的东西，哪怕是灰尘，哪怕是人体的皮屑，好歹这些都是物质，多少可以称出分量。

门扇是木制的，涂了一层米黄色的漆，边框有一些剥落，露出暗色的木纹，像老人额间显露的沧桑。镀黄铜的球形把手上掉了一颗螺丝，把手便微微地偏在了一边，即将要被淘汰、又很不甘心的那种样子。墙纸是一种规则的花卉图案，新的时候一定非常鲜艳，现在已经蒙上了一层陈旧的灰色，可是我觉得比新纸更好，因为看上去有了历史，有了一种不动声色的矜持。墙上那面半人高的镜子，经不住瀑布城水汽的终日氤氲，洇出一圈一圈泛黄的水渍，照出来的人影有点鬼魅，仿佛上个世纪的人物再现。床头的那面墙上挂了一排镶木框的铅笔素描画，纸质是浅米色，线条则是深褐色，作者签名一律向上倾斜，稍稍多用一点力道，就要冲出木框飞翔起来。我奇怪的是这些素描画的都不是尼亚加拉瀑布，而是旧日伦敦的风景：白金汉宫，大笨钟，伦敦塔桥，西敏赤教堂……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墙上的这些小画也算是殖民地国家的宗主情结吧。

我告诉陈清风说，我喜欢这间有气息的旅馆，它比那些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的建筑要亲和许多，我躺在这房间的床上有“家”的感觉。

说完这句话，我忽然想到，我跟陈清风呆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间，姿态都是躺着的。我很少站起来，走动，喝水，做一点什么事情。我总是懒洋洋地躺着，像一个婴儿，等待抚爱，渴望覆盖。我还喜欢陈清风俯身看我的样子：如果室外阳光灿烂，他的眼睛就显得明亮，眸子里的光点是扩散的，热浪蒸腾。如果逢到阴雨绵绵，他的瞳仁会变成漆黑，目光内敛，像从遥远的地方看过来一样，隔着千山万水的艰难。这很奇怪，他的眼神会跟天气同步，而不是跟我们当时的情绪同步。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或许这就是陈清风区别于别人的地方？

这间维多利亚风格的房间，以后我会永远记住。一同记住的还有远处尼亚加拉瀑布的水声。我们关紧了门窗，而轰轰的声响是从地板下面传过来的，就像岩浆在我们房间的深处翻滚和沸腾，排山倒海般呼啸，要颠覆我们的床，我们的身体。我蜷在陈清风怀中，膝盖顶住他的小腹，聆听瀑声轰鸣，真希望忽然有一个大浪卷过来，把我们连同这个房间卷走。这样的话，在世界的另一边，我们还能够肩并肩地躺着，还能够这样十指相扣，肌肤紧贴。

天黑了，我们离开房间，找餐馆吃晚饭。

天边的浮云变成深紫和灰蓝。橙黄色的路灯从头顶和脚边一盏一盏亮起。瀑布远看成了一片泛着微光的幕帐，但是巨大的轰鸣声没有丝毫止息。湖边游人已经非常稀少，他们开始转入餐馆、酒吧、游乐场和赌场，体验又一轮的狂欢。在空气炽热的室内场所，他们喝着冰啤，盯着露出肚皮和屁股蛋子的小妞，一边往嘴巴里扔爆米花和多味花生豆，一边放肆地交谈和大笑。间或会有人站起来去乐池里点一支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或者“你的眼冒烟”。收到钱之后，那些乐手就会抱起各自的器具，眉飞色舞地晃动身体，把所有乐曲都演绎成轻松愉悦的摇摆。

这样奢华的时空，这样令人心醉的夜晚！

在一条缓缓盘旋的坡道上，一间出售工艺品的小店还没有打烊，射灯交叉着照亮了橱窗里晶莹剔透的物品：水晶的印第安“因纽特石堆”，盈盈一握的银色毛皮海豹，碎钻镶成的枫叶形胸针，漆成水蓝色的木制项链，一套深栗色细瓷的嵌银茶具。在茶具上方的一层玻璃台板上，一个深蓝色丝绒衬底的纸盒中，躺着一块茶杯底大小的饰物，形状如水滴，边缘光滑而不对称，酒红色的光泽温润柔软，高贵得像一个女神唇边的微笑。

这是一块极品琥珀。商标上用英文清楚地标出了“amber”。旁边还注明了琥珀的拉丁文名称“ambrum”。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琥珀。十六岁，我和艾早跟着陈清风骑车下乡，我们在松林中埋下一块松脂。陈清风说，松脂是松树流出的眼泪，经地质作用掩埋于地底，千万年之后，凝固成绝世的美丽。古代人把它当作有魔力的石头，希望它带来幸福、平安和健康，并赶走厄运、咒语及不幸。所以中国的史书上称它为“虎魄”，也称为“遗玉”。艾早说，她希望我们埋下的松脂五十年后就能变成琥珀，因为五十年后我们还会活着，还能见到。陈清风许下的愿望，则是有一天能够离开青阳，走遍世界，寻来两块一模一样的琥珀，分赠我和艾早。

店主是一个矮小和善的法裔老头儿，他招呼我们进门，打开橱窗玻璃，拿出那只精美小盒，又热情地递过来一柄放大镜，示意我们仔细看琥珀里的秘密。那是两只栩栩如生的小虫，墨绿色，须足俱全，翅膀还泛出金属般的光泽。一只虫的体型稍大，另一只则显得玲珑娇小。大的那只张开手足，低下脑袋，把小的一只紧紧拥在怀中，像母亲抱着孩子，又像男人抱着女人。它们中一个的下巴抵着另一个的前额，在低语，又或者是在亲吻，无尽的缠绵。它们动人的姿态就这样一瞬间裹进了琥珀，成为永恒。

“这是极品，原料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世间很难见到。”法裔老头儿用口音很怪的英语对我们赞叹。

的确，这样的一块饰物值得掏出毕生积蓄收藏。可惜我们两个人的积蓄凑起来还不够价格的十分之一。陈清风离开小店的时候脸色怅然，他苦笑着说，就是为了这块琥珀，他也要拼命工作，多多挣钱。

那天晚上入睡前，他不让我关灯。他说他要好好看看我，要记住我从平静呼吸到沉入梦乡的每一个细节。这句话令我心中一沉，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转身对着他，要他告诉我实话。他用胳膊把我的肩膀环过去，一再地说，睡吧，睡吧，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情况都不会发生。

可是半夜里我被满屋的烟雾呛醒。他一直没睡，下床坐在沙发上抽烟。他这副样子绝对不同寻常。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说，以后他开车到布法罗看我可能不那么方便了。家里人从他的银行账单中发现了他频繁来往于多伦多和布法罗。他老婆看不懂账单上的英文，是他女儿发现了父亲的秘密。女儿很厉害，她藏起了他的护照，这样他再不能自由往来于边境。

“我女儿受过打击，情绪一直偏激，我不能再伤害她。”

“可你已经伤害了她！”我尖锐地指出。

“我答应了她到此为止。”

说完这句话，他马上扭过头，不再看我。我想他是在忍住眼泪，父亲和情人的眼泪。

我沉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总是要有这一天的，不管延迟到多久，这一天总是会来的。我一直一直都有准备，所以我不应该抱怨，平静接受是最好的选择。

“艾晚，如果你留下来读书工作，等我女儿大学毕业了，我就离家找你，我们结婚。”他站起来，往前走了一步，说。

我猜他想要过来拥抱我，可是中途觉得不合适，又放弃了这个动作。

“哦，再说吧，我还没想好。”我这么回答他。

学期结束前，我确信我怀孕了。我的孩子孕育在尼亚加拉瀑布的轰鸣声中。

我去找了保罗，告诉他，我不能留下来读他的博士，因为我的孩子需要照顾。

“你从来没提过你有个孩子！”他惊讶地睁大眼睛。

我笑起来：“现在说能算晚吗？”

他无奈地摊摊手：“这是女人的使命。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交了论文，打点行李，愉快地回国。

一切都很圆满。我告诉系里的同事说，我在美国有过一段很短暂的婚姻，结果就是留下了这个孩子。我不是未婚妈妈，只是单身母亲，这符合法律原则。

艾飞出生后，陈清风每年给他寄一套衣服，衣服的胸口一律绣着北极熊的图案。偶尔我会想，他为什么不挑选加拿大的枫叶图案呢？是因为他在精神上从来没有认同那个国家？在他一次次从温暖的梦中惊醒，聆听屋外冰凌裂开的声音，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国内终了残生吗？

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他在从邮局步行回家的路上滑一跤溘然长逝。这样的死法太不负责任。他说过，要寻找到两块一模一样的琥珀，给我，给艾早。可是给我的这一块寄出来了，给艾早的一块还不见踪影。他应该继续寻找，别丢下我们，别丢下责任。

如果这样的话，艾早就不会去杀张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