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生日刚过，我和艾早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们梳着漂漂亮亮的小辫儿，额前垂一排齐眉的刘海，穿着花衬衫，蓝布裤子，红黑格子灯芯绒的搭扣布鞋，手拉手地走上青阳城南闸桥尔后趴在桥栏上，得意地往河水里照镜子。我们的裤子相同，鞋子也相同，因为那会儿全城的小女孩都穿这样的裤子和鞋子。我们只有衣服的区别明显：艾早的粉红底子带小白点的衣服是前一年请裁缝回家做的，已经洗得掉色了，而且有点短，弯腰的时候，会露出后面裤腰的一截。我的一件是李艳华特地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浅蓝色，印着淡灰色和米黄色的三角图案，翻领上还加着衬，袖口有两个扣，一望而知这是价格昂贵的“洋货”，本地裁缝做不出这么有款有型的样子。
李艳华给我试穿这件衣服时，特意把我带到艾家酱园里，招呼我妈妈过来看。
“瞧啊，”她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哪，我们家张小晚这一打扮，马上就跟艾早有了高下，洋气多了，说是上海小姑娘也有人信，是不是啊？”
她强调了“张小晚”，还强调了“洋气”和“上海小姑娘”，因为我发现她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吐字格外重，有一点怪腔怪调。
我妈妈挺着一个大肚子走过来，偏了头，上上下下打量我，由衷地笑着：“小晚是好看。女孩子真是怪啊，换件衣裳就变了个人。”她又得体地向李艳华致了谢：“难为你了，在小晚身上又花心思又花钱的。”
李艳华一抬手，弹去了落在我肩头的一只小飞虫：“你放心，小晚跟着我，怎么也不会比艾早过得差。”
“那就太好了。”我妈妈移开眼睛。她好像有一点难过，又不肯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胡妈拎着一篮子洗过的衣服走过来，开始往院子里的铅丝绳上晾。她刚巧听到了李艳华的话，翻翻眼皮，大声地自言自语：“小孩子穿得好不稀奇，读书成绩好才是真好！论聪明，没人比得上我们家艾早，不信走着瞧！”
李艳华马上变了脸色。但是她不敢跟胡妈一对一地吵，她知道吵下去的结果必败无疑，因为胡妈什么泼辣的话都敢说，李艳华还不敢，她好歹是个有身份的人。她把我的手狠狠地一拉，扭头就气呼呼地出了艾家酱园。
我听到妈妈在后面小声责怪胡妈：“你这样对小晚不好……”
现在，我和艾早并排站在桥栏边，低头往河里照镜子的时候，艾早一点儿没有在意衣服的问题，她从来都不在意穿着打扮的事。她问我：“如果我朝水里面吐一口唾沫，猜猜它能够漂多远？”
我指了指前方河岸的歪脖子柳树：“到那儿。”
“不，”她说，“如果河水流得快，就能够到我们学校门口。”
她说完就往桥下吐了一口唾沫。可是她的唾沫根本没有到达水面，就已经在空中飘散。
“你来。”她指挥我。
我在口中聚集了一大口唾沫，弯下腰，用劲地吐出去。我的成绩比艾早好一点，唾沫勉强落到水中，又星星点点分散。
“再来。”她拍拍我的肩。
我屏息静气了好一会儿，努力地从舌底和两腮边渗出口水，聚集在口腔中，又用舌尖飞快地搅拌，好让唾沫变得黏稠。我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唾沫越多，越稠，落进水中的可能性越大。我很希望看见自己的唾沫漂浮在水上，最好在我们奔到学校门口时，还能看见唾沫像花朵一样盛开在水中的样子。
胡妈家的三虎哥哥从桥下走上来，奇怪地问：“你们在干吗？”
艾早拼命地朝他摆手，用眼睛制止他过来，生怕他破坏了我们的试验。三虎也是今年刚上小学，他只比我们大半岁，就是他把叼了半年的奶头让出来给了艾早，他们是一母同哺的奶兄妹。
我憋足了一口气，手扒着桥栏，尽可能朝前探出身体，把积攒充分的这口唾沫用劲地射出去。
然后，我感觉自己头重脚轻，整个人跟着我的唾沫一起飞往桥下。耳边风声呼呼地响着，我背着的书包比我的身体下坠更快，书包带子扯住我的脖颈，像是有一双大手在拼命地拉我。我的身体入水的瞬间，眼角瞥见唾沫还在空中优美地滑行。一条半尺长的鲢鱼被我惊得“泼刺”一声跳起来，白花花的肚皮一闪，尾巴扫在我的鼻尖上，非常有力量，像是有人用劲扇了我一巴掌似的。
我像是一只溺水的猫咪一样被人捞上来，头发上衣服上湿淋淋地滴水，眼睛被渍得通红，皮肤却白得发青，手摸上去冰凉冰凉，一点“人气儿”都没有了。而且，从我嘴巴里和鼻子里不断地流出一股一股的黏答答的液体，有河水，有早饭吃进去的米粒，还有肺部被呛之后的血丝，一股腐臭的气味。这是后来胡妈告诉我的。她还歪了头，闭上眼睛，舌头耷拉着，做出我那天垂死的样子，把旁边的小艾好逗得咯咯地笑。
我躺在床上发了一个星期的烧，说胡话，身子一惊一惊，不时还放声大哭。医生说我是受了惊吓。我昏睡不安的那几天里总是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条大鱼吞吃了，那鱼长着锯齿一样的牙齿，舌头鲜红，肚子里面翻滚着绿色的泡沫，我的身子被泡沫一沾，就烂成了腐泥。这样，我被我自己的梦吓醒了，一骨碌坐起来，心里怦怦地跳。
我的那件浅蓝色带浅灰和米黄图案很洋派的衣服，被河底的淤泥和水草染了颜色，黑一块，绿一块，污浊不堪，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只好撕碎了当抹布用。李艳华坚持说是艾早存心害我，她嫉妒我的新衣服，所以故意要推我落水。我拼命解释都没有用。
“艾早太有心眼了，小小年纪就这么阴毒！”李艳华跑到我妈妈跟前诉说，“她对亲妹妹也能耍出这种手段！她才七岁！”
李艳华一心一意要把艾早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魔女。天生的恶魔。
我妈妈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艾早加以重罚。她不相信艾早会推我落水，可是她又无法证明艾早的清白。私下里她还跟我爸爸讨论过：是否真有这样的可能？小姐姐为了一件新衣服嫉妒妹妹，这种设想也是合情合理的。
艾早不知道大人们对她的诽谤和猜疑，她每天放学后都溜到我房间来看我，把她新学到的拼音字母写给我看。“啊，喔，鹅，依。”她努力地做出各种口型，力求把字母读得准确。“艾晚，你跟我读啊。”她俯在我床边，脸上热烘烘的，头发新洗过，有硫磺皂的气味。
她一直都叫我“艾晚”。她不肯承认“张小晚”是我的新名字。
我小声地跟着她读。她已经会了，可我还不会，我比她落后了很多，这使我感觉羞愧。我越发地崇拜她，仰慕她。
病好之后去学校，我才知道艾早跟我不在一个班。艾早说，是李艳华到学校里找了老师，不让我们在一起，怕她带坏了我。艾早说这句话的时候嘻嘻哈哈，一点儿不明白“带坏”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也同样不明白。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出李艳华不喜欢艾早，她只要看见我跟艾早腻在一起玩，就会摆脸色，想出各种理由把我叫回家。
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我在上学第一天就掉进河水，他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有人还站到板凳上，头往下一栽，故意做出“扑通”落水的样子，两条胳膊胡乱地挥舞，惹出周围一片笑声。我低着头，用指甲一个劲地抠橡皮，难过得想哭。我知道我已经成了班里同学的笑柄。上学第一天，我已经把我身上的笨拙、胆怯和懦弱暴露无遗。
下课之后艾早来找我。她站在教室窗外，鼻子贴在玻璃上，招手叫我出去。我趴在自己的课桌上，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缩了身子，一动不敢动，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从教室里众多的同学中间穿过，而不致遭她们白眼。艾早对我又怜又气，她不由分说地闯进我们教室里，昂头从一群一群扎堆笑闹的女孩子中间穿过，一直走到我的身边，抓起我的胳膊，拎着就往外走。我看见她是用肩膀撞开那些挡在走道上的女孩子的，她撞开那些不怀好意的拦路者时，脸上有一种女王般的自傲和尊贵。
她把我拖到操场边的槐树下，才放开手。她穿着一件洗成了黄色的白衬衣，槐树上漏下来的阳光在她衣服上撒下了一串一串好看的花儿。她气咻咻地责怪我：“做什么要怕她们啊？你告诉我，谁对你最坏？我让三虎找她去！”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说不出来是谁最坏。
她朝远处喊：“赵三虎，你过来！我们三个人一起玩！”
三虎应声而到。他仿佛就藏在我们身后，随时准备接受艾早的召唤。他一只手抓着一根跳绳，一只手抓着一副铁环，两只手并排地举起来，把跳绳和铁环同时呈上，等待艾早的手指点向其中一样时，给她递过去。他身上那条膝盖打着补丁的回纺布裤子，一边蹭着跳绳的灰土，另一边蹭着铁环的锈斑，两块不对称的图案，两朵泥土上开出来的花。
三虎龇着一排可爱的豁牙，漆黑的毛茸茸的眼睛眯缝起来，鼻孔翕开，猫一样地一张一合，鼻翼旁两道深深的跟他年龄不相称的笑纹，眉丛里还有一颗圆头圆脑的咖啡色的痣。三虎到我家里去过无数次，胡妈做事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玩，或者用他的尿水当子弹，射击台阶下面的蚂蚁窝。可是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认真地看三虎的脸，我在他脸上发现了一种令我平静和快乐的东西。
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认为那就是爱情，是孩童之间特有的异性之爱。
那一年的秋天，距我从桥上落水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又做出了另外一件丢人的事。我那时候好像特别窝囊，手脚笨拙，脑子迟缓，很容易就会把身边的一切弄得非常糟糕。我拼命地想让自己表现得更加优秀，可我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
那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做手工。手工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把发给每个人的红蜡光纸按老师教的方法折叠，尔后一剪子下去，再展开，得到的便是一枚红光闪闪的五角星。再然后，把一枚大的四枚小的五角星在图画簿上排列成国旗图案，拿糨糊黏好。
可是我的五角星怎么做都不成样子，我要么剪出来是四个角，要么就是一个角特别巨大，跟它对应的那个角则小得像一条瘸腿。
手工课的老太太特别凶，她不断地呵斥我：“纸要叠整齐！这么笨啊？”
我一急就想小便，越想小便越急。可是我不敢举手要求上厕所。我已经把五角星剪得这么糟糕，就不该再有上厕所的想法，老师会怀疑我是故意逃避。
好不容易听见了下课铃响。奇怪的是，铃声响起时，我已经没有了强烈的小便意识。我跟着同学们急急忙忙往外面跑。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很多人拥挤在走廊上撑伞，穿套鞋，大呼小叫，混乱一片。我在人堆里找了一会儿，没有看见艾早和三虎。我想他们大概先走了。每次放学我总是跟他们两个一块儿走的，今天因为人多混乱，失散开来，我心里就有点恐慌。我用劲地撑开手里的油布伞，心急慌忙地奔出校门。
从学校到我的家，先要沿着河岸走个三百米的样子，然后上闸桥，再拐进南大街，在那个卖扫帚畚箕和鸡毛掸子的杂货店门口转进劈柴巷，穿过巷子里的一片玉米地和菜地，到达状元巷口。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是从来不敢出巷子的，因为在那片玉米地里，前年死过一个被批斗的老地主，去年又被人发现一个死去很久浑身青紫的婴儿。胡妈说，那地里冤魂太多，鬼气大，走过去的时候要憋足一口气，还万万不能回头。
我走过那间杂货店时，守店的四眼坐在雨檐下抠脚丫，他笑嘻嘻地跟我搭话，好像是问我怎么一个人走路，艾早哪儿去了，这一带的人都熟悉我们姐妹俩。不过那会儿雨大风也大，我必须全力以赴地用两只手抓紧沉重无比的油布伞，所以根本顾不上回答他的话。
快要到玉米地前，我先开始憋气。气往肚子里一憋，小便的急迫感忽然而至。我双手举着一把伞，夹紧了腿，孤零零地站在风中雨中，全身都在哆嗦。我感觉裤裆里热乎乎的，汹涌的尿水顷刻间就要喷薄而出。可是我的裤腰上还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绳裤带。我把头偏过去，将伞柄夹在脑袋和肩膀之间，好腾出两只手解裤腰带。伞重风大，我的脑袋和肩膀无法支撑太多的重负，整个人跟着伞转了一个半圆。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其实我可以把伞收起来，放到一边，先解决了小便的问题再说。淋上一点雨毕竟不是大事。我没有这样的急智。我当时全部的心思都在如何安抚那把伞，不让它被狂风吹得掀开。我用一只手打伞一只手解裤带，结果一不小心把裤带拉成了死结。
我已经记不清楚小便是怎样呼啦一下子从下身冲出来的了，我只记得那时我的眼前黑暗一片，我的心里同样黑暗一片。我孤独地站在黑暗之中，却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和快乐，那种淋漓尽致的快乐让我浑身发抖，让我在黑暗之中突然看见了眼前闪烁的光亮，就像星空裂开闪电射出那样，我感受到了神灵的意志。
整条裤腿上的灼热持续了很久，我很惊奇小便从身体中出来时会有这么高的温度。裤腿被浸湿后变得沉重滞涩，而且尿水继续顺着布纹往下流淌，泡湿了袜子和套鞋，鞋子也变得重了，走一步嗤咕一响。
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回家里的，我的脑子肯定麻木了，不再有思想，所以这一小段路程我并没有觉到什么痛苦或者羞惭。我只想赶快回到家，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家。
我进了家门之后，碰到的却不是李艳华，而是白天很少回家的张根本。那天他是在外面办事，突遭大雨，顺路回家中避雨的。李艳华上白班，大概嫌雨大的缘故，中午偏偏没有回来。
我进了院门，却不敢再进屋门，倚在门洞里浑身哆嗦。张根本那时候正在厨房给自己下一碗面条，转头看见了我，招手让我进去。我哆嗦着身子一动不动。他觉得奇怪，锅盖拿在手中走过来问我：“怎么不进去？”然后他的目光从我苍白脱色的脸上慢慢移到湿透的裤子上。“怎么回事啊？”他似笑非笑，“你不会又掉进河里了吧？”
我突然之间灵光一动，无师自通地撒出一个谎：“路上滑，我摔了一跤。”
他不说话，一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原地拎起来转了一圈。我的头脑一阵晕眩，院子大门墙壁都在我面前变了模样，倾斜着准备倒塌。我已经闻到了自己身上那股热烘烘的尿水的气味，无论我怎么撒谎，气味是无法掩盖的，它成了可耻的告密者。
张根本哼了一下鼻子：“说谎了吧？小便弄到裤子里了吧？”
我终于羞耻地哭了起来，眼泪如开闸的小河一样流。我又不敢在他面前痛快地哭出声，鼻子使劲地屏住气，嘴巴忙乱地将一部分鼻涕和眼泪咽回肚子里口我一边哭着，一边咽着，一边还要伸着脖子透气，那模样一定是凄惨无比。
所以张根本看着看着，噗地就笑了出来。他一副又好笑又好气的样子，斥责我：“哭什么呀？屁大点事情，值得哭成这样？谁小时候没把小便弄到裤子上？我都当兵了还尿过一次床呢。”
我一下子就不哭了，张着嘴，呆呆地看他。对于七岁的我，当兵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当了兵还尿床，两者之间反差太大，冷不丁之间我很难在脑子里把“当兵”和“尿床”两个词组合起来，连接到一处。
他在我面前站了一小会儿，叹一口气，进屋去忙碌了。他先从床底下拖出木脚盆，用水瓢舀了两瓢凉水倒进去，再从厨房里拎出两只热水瓶，并在一只手中提着，拔出两个瓶塞，倾倒瓶身，把两瓶开水悉数加进凉水中。而后他探手进去试试凉热，扔一块毛巾下去。最后他走过来，把我拎到木脚盆边，撩起我的上衣，要帮我脱裤子。看到那根打了死结的裤腰带，他不耐烦慢慢地解，干脆操起剪刀一把剪断。腰带剪断后，沉甸甸的湿裤子尸体一样地瘫了下去，褪到脚跟，露出我的因为寒冷和潮湿起了鸡皮疙瘩的腿。更浓烈的尿臊味冲了出来，他忍不住地皱一皱鼻子。这时候他发现我脚上的湿鞋湿袜还没有脱，又掰起我的腿，大手用劲地一胡掳，把我的裤子连同鞋袜一并掳下，扔出了门边。
我从屁股下面开始，光裸着两条瘦伶伶的细腿，冷，加上羞涩和害怕，哆嗦得站立不稳。他看着我的光腿，无可奈何的样子，拎我起来，摁进那盆温水之中。我坐在木脚盆里打了最后一个寒噤，然后，热气慢慢地包裹了我，从腿上的每一个毛孔往里渗透，痒丝丝地舒服。汗毛在水中惬意地张开，留在皮肤上的尿液被水稀释，不再形成任何羞耻。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个陌生世界的门口转了一圈，现在又转了回来。
他离开我，到衣橱里找我换洗的衣服。找出一件大衣和一件棉袄罩衫，却找不到任何一条裤子。于是他不找了，绞干毛巾，把我拎起来胡乱擦了擦，横夹在肘下进屋，塞进被窝了事。
我光了下身躺进被窝之后，居然很快睡着，连午饭都没有吃。可能是被窝太暖和了，我洗过温水之后太舒服了，张根本说我当时睡得像只小猪，他煮好面条，喊我都不醒。
我彻底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李艳华下班回家了，正跟张根本激烈地争吵什么。李艳华声音带气地说：“张根本我警告你，她是我的娘家侄女，是我李艳华的人，你碰谁都不能碰她！”
张根本一个劲地说：“你想哪儿去啦？你这人怎么这样？”
李艳华扯着嗓子：“我只能这么想！是你让我这么想的！”
张根本很恼火：“李艳华你有点脑子行不行？你跟个七岁孩子吃什么醋？”
李艳华好像更生气，脚步咚咚地冲到我睡觉的屋里，站在床前，一把扯开我的被子。我的两条光裸的瘦腿冷不丁地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连打两个喷嚏，身子缩得像一只病猫一样，可怜巴巴又无比惊恐地瞪着她。
“说！你爸爸对你干什么了？他对你干什么了？”李艳华尖声地叫着，抓住我的一条腿，像拖一捆烂布条一样把我拖到床边上，然后用两手撕扯着分开我的腿，俯下身子看。
我嚎啕大哭。我被她的粗暴和狂躁吓坏了，一点儿不明白她要掰我的光腿干什么。她的手劲很大，指甲一直掐进我的皮肉中，尖刀戳着一样地疼。她的眼睛一向很妖媚，此刻却瞪成了两枚滚圆的铜钱，细细的眉毛紧蹙成百足虫的模样，令我非常陌生。
“你这个死丫头！你这个死丫头！”她翻来覆去叫喊着这句话。
啪地一声，张根本忽然走过来，抬手，甩了她一个巴掌。张根本盯住她的眼睛，说了三个字：“你疯了！”
李艳华捂着脸，只愣怔了半刻，神情中的尖锐就平复下来，改为羞惭，羞惭和顺从的乖觉。她垂了眼皮，一声不响地走出去，在厨房里嚓嚓地淘米，哗哗地洗菜。李艳华会蛮缠，但是张根本真要发火时，她肯定是害怕的。
我弄不懂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为什么而吵，是不是跟我今天犯的错误有关。我已经七岁了，的确不应该再把小便弄在身上了。我恨自己不如艾早那样聪明，她总是能够把一切事情做得很好，让人夸奖，而我常常把自己弄得非常糟糕，像一团揉得太烂的面粉一样，沾上哪儿，哪儿就是星星点点的污斑。
我重新缩回被窝里，把被子拉上头，蒙住脑袋，让自己滑入黑暗。
从那天开始，我学会了一个习惯动作：每当危险来临时，我就用被子蒙头，暂时地躲开。如果手边没有被子，我会把衣服脱下来，裹住脑袋，一声不响。我在自己设置出来的真空世界里享受逃跑的快乐，我是个可笑的犬儒主义者。
吃饭的时候，李艳华把筷子用劲地戳在饭碗里：“李素清可真会生！一窝接着一窝，猪一样！国家的粮食就让这些人糟蹋了。”
张根本偏着头，在听收音机里女播音员一字一句读出来的关于“彻底清查阶级队伍”的社论。他把筷子举在半空中，目光盯紧了那只“红灯”牌的收音机，嘴角下撇，下颏收缩，好像在替那个读社论的播音员使劲。
李艳华撒娇：“嗳！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张根本不乐意地瞥她一眼：“听社论呢！”
“听也是白听，能见着人家的面吗？”
张根本用劲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无聊！”
李艳华这回没有退缩，而是带着哭声强调：“李素清又要生了！前天在医院做检查，妇产科的同事都猜她是个男孩！”
张根本看了她一分钟，缓和了口气，似笑非笑说：“那又怎么样？那是人家有本事。”
李艳华嘴皮子抖了抖，忽然放下筷子，飞快地起身，奔进房间，把门咚地一关。
张根本回头看我：“吃饭，别理她。”
我吓得心里嘣嘣地跳，埋了头一个劲地扒白饭，不敢朝菜碗里伸筷子。张根本看了我一下，动手把一大勺肉丝炒豆芽舀到我的饭碗里。
饭后我在厨房里洗碗时，听到院子外面艾早拉长的声音：“胡妈，我上厕所啊！”
我知道这是艾早在给我暗号，约我一块儿上公共厕所。我急忙把泡在锅里的碗一个个地捞起来，洗碗水也没顾得上倒，兔子一样地窜出门。
艾早在门外等我。她责怪我：“怎么这么慢！”
我想申辩一下我是在洗碗，可我想到艾早从来没有洗过碗，我就不说了。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装作彼此无关的样子，飞快地往巷子中间的公共厕所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机密话放在上厕所的时候说。
这个厕所因为只供本巷居民使用，平常人不多，里面还算干净。走进去的时候，一排六个座厕口都是空的，其中只有两个厕位的木板上有尿渍。有一只苍蝇在天窗附近飞来飞去，像是很着急地寻找出去的地方。沿墙脚被人撒了一些杀虫的“六六六”粉，因此空气中有奇怪的芳香，并不难闻。我们每人找到一个自认为最干净的厕位，就开始守着这个位置解裤带。我看见艾早把裤子一直褪到腿弯，脚后跟踮了起来，光溜溜的屁股就要直接坐到厕板上了，急忙大叫一声制止了她。
“不行，你得用裤子垫在下面！”
艾早不解地抬头：“为什么？”
我说：“小姨说了，上公共厕所的时候不能把屁股直接坐上去，会得性病。”
我在当着艾早面的时候，从来都管李艳华叫“小姨”。我对“妈妈”和“小姨”之间的区别理解得一清二楚。
艾早依然一头雾水：“什么是性病？”
什么是性病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从李艳华的口气中，我知道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
“可能屁股上会长疮，然后烂掉。”我猜测。
艾早吓得倒吸一口气，着火一样地把裤子拎起来，拎过了屁股，再慢慢往下褪，而后将裤子的后部垫在厕板上，小心地坐上去。“真可怕。”她吁了一口气，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感激，也有庆幸。
我开始告李艳华的状：“小姨说妈妈又要生个男孩，还说她像猪一样会生。”
“她自己才像猪”艾早神情忿忿，“她比猪还不如呢。胡妈说了，女人要是不会生孩子，那就是最没用的人。”
“那你说，妈妈会从哪儿把孩子生下来呢？”我好奇地跟艾早探讨。
艾早的脸色就有点尴尬。她承认她不知道，虽然在我面前承认无知是令她最难堪的事。她开始自言自语地猜测，先说是胳肢窝，后来她把手伸进衣服摸摸那个地方，摸到一片光滑，觉得不对，又猜是肚脐眼。可是她还觉得不对，因为肚脐眼这么小，只有一分钱的硬币这么大小，孩子怎么能出得来呢？我提醒她，会不会是从嘴巴里吐出来？我听胡妈说过，曾经有一个人从嘴巴里吐出来一大盆蛔虫，其中一条有两根筷子那么长。
艾早皱起鼻子，做出很恶心的模样：“啊呀，你别说这么蠢的话，我都要吐了。”
说到这里时，厕所门口一暗，我妈妈挺着个小山一样的大肚子，鸭子一样蹒跚地走进来，手里还抓了几张草纸。
我妈妈因为怀孕，那段时间变得很丑，除了脸上有很多褐色的斑点之外，从脖子到脚都粗了一圈，一点儿也没有了当老师的优雅。
看见我们，她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干什么？怎么跑到厕所里说话？”
我们马上从厕座上跳起来，异口同声地拦住她：“慢点慢点！”
我们几乎顾不上拎上裤子，就那么岔开腿站着，一个托住她的胳膊，一个帮她解裤带，照顾她垫着裤子坐上厕板。然后才由艾早向她解释了这么做的道理。
“哎哟，我这两个女儿有用了！”她笑眯眯的，很受用的一副样子，“可是真要有性病，这么样是防不住的，因为裤子拉起来还是会沾上皮肤。”可是她马上又补充：“不过防总比不防好，有这个意识总是好的。”
她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她对上厕所垫着裤子认可不认可。大人们说话经常模棱两可，说完了让你自己去琢磨。
我妈妈看着我们两个愣愣的模样，噗地笑出来：“守着我干什么？不怕闻臭味啊？回家回家。”
我们一声不响地系上裤子，转身往外走。预防性病的积极性有点受挫，这使得我们灰溜溜的。艾早一路上都紧抿着嘴，目光盯住自己的脚尖，似乎有一点心犹不甘的样子。
走到井台边时，艾早忽然站住，转过头，坚决地对我说：“这回我要看着妈妈把小孩子生下来，逃课也要看。”
原来她不是不高兴，是心里一直想着生孩子这件事。我马上表态：“我也要看。我跟着你逃课。”
她站住，伸出小指头，一声不响地跟我勾了勾。一声不响是她态度坚决的表现，如果她嘻嘻哈哈，或者说个不停，那就八成是个玩笑。
所以，勾完了手指，我几乎立刻就想反悔了。如果我真的逃了课，被李艳华知道，她会不会把我的耳朵揪出一个豁口？要知道她心里是痛恨我妈妈生这个孩子的。
我抬眼偷看艾早的脸色。她的嘴唇闭得很紧，下巴骨因此突现出来，显出一种不合年龄的刚毅。她的眉梢是平展展往两边延伸出去的，像两只蛾子伸开的翅膀，又好像这一对翅膀随时都可能忽闪而动，平地起风，飞舞出一段眼花缭乱的轨迹。
艾早为什么非要看女人生孩子不可呢？她执意探寻女人的生理构造，是出于认知世界的兴趣，还是出于大人们对孩子隐瞒秘密的不平？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艾早一直要等到她上高中的时候才得以实现。艾早为实现这个愿望，几乎付出了她一生的代价。
胡妈过生日，邀请了艾早去她家里。怕艾早一个人没伴儿，孤单，胡妈便同时邀请了我。李艳华一开始不同意我去，因为知道我不会是主客。她觉得我现在姓了“张”，地位应该比艾早尊贵了，凭什么要做艾早的跟班丫头？我去不成胡妈家感到很伤心，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朝着墙壁抹眼泪。我不敢大声地哭，我一哭李艳华就会来拎我的耳朵，骂我“死丫头”。她很害怕外人听到我的哭声，或者看到我的眼泪，会对她有看法，给她戴上一顶“虐待养女”的帽子。
张根本从外面回来，网兜里拎了一条呜呜叫唤的小黑狗。前不久法院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半夜被人摸进家里砍了十三刀，说是一个叫“五湖四海”的组织干的。这事在青阳城里传得人心惶惶。张根本也是造反派的头，他在公安局里有对立面，在城里的各个派系中算得上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他回家跟李艳华嘀咕着说要养条狗，看家，防身。果然他说到做到，才两天工夫，把小黑狗弄到了手。
张根本进大门的时候兴冲冲叫我：“小晚，快来看快来看，警犬的杂交种，很厉害的！”
我听见了小狗的叫声，可是背对着大门没有动。刚刚还在哭着呢，眼泪挂了一脸，即便心里想看，也不好意思立即回头。我已经快八岁了。
张根本弄到这条狗，有点兴奋，就走上前用一只手掰我的脸。他看见了我的眼泪，很惊讶地问我怎么回事，李艳华闻声出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下。张根本没好气地训她：“你无聊不无聊？成天为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你们女人就这么蠢！”
李艳华向来对张根本言听计从。而且很奇怪，张根本笑眯眯无可无不可的时候，李艳华显得很强硬，处处要做主的样子；张根本要是脸一沉，骂她一两句，她马上软了，乖巧地闭上嘴，目光跟着张根本的神眼转，满脸都是崇敬和受用。
张根本训完李艳华之后就进屋安排狗的食宿，因为他知道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李艳华果然很不情愿地准了我的假：“去就去吧。吃过饭就回来，晒在外面的煤球要收进厨房。”
我掏出口袋里揉成一团的手绢，把眼泪擦了又擦，才出门找艾早。
胡妈的家住在闸桥下。临街两间矮趴趴的门面房，是她丈夫黑麻子的木器店。店后面穿过一个狭长的天井，是两间更加低矮的住房，住着胡妈一家。胡妈丈夫做箍桶匠，店里面堆满了刨成圆弧状的木块，竹丝，铜条，铁环，走进去一股刨花味，桐油味，铁器和铜锈的味。凡能插脚的地方，是形形色色的桶：水桶、脚桶、米桶、马桶，还有婴儿的站桶……小桶摞在大桶里，摞成一个宝塔的形状，一直顶到屋梁。那些做好的铁环铜环竹丝环，也是大的套着小的，一排一排挂满墙壁。铁环一般比较厚重。铜环看上去要轻薄很多，被黑麻子擦得很亮，泛出一层黄灿灿或者紫莹莹的光。竹丝环是竹篾劈细了一股一股绞出来的，猛一看像蛇，盘缠在一起的粗蟒蛇，我小的时候去胡妈家玩，冷不丁见到，吓得哭了，被艾早和细丫笑话了很久。胡妈丈夫本人个子敦实，面孔黝黑，眉毛又浓又重，细眯眯的眼睛藏在眉毛下，坐着干活儿时，那双眼睛就像是打盹儿睡着了一样。他身上终年到头系一条油布围裙，黄不黄黑不黑的颜色，因为污垢太重，边角处硬邦邦地支棱着，吃饭、喝茶、躺在藤椅上睡中觉，都不摘下来，好像长在身体上的第二层皮肤。胡妈对这两间店堂的杂乱、对黑麻子身上的邋遢是非常的看不惯，总是叮嘱我和艾早：别往前面跑！看弄一身脏。
胡妈一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大虎，二虎，三虎。还有三个女儿：大丫，二丫，细丫。她的儿子个个欢势，女儿个个秀气，奇怪的是胡妈谁都不宠，惟独稀罕她的奶女儿艾早。艾早只要到了胡妈家里，就是女王，就是公主，她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钻墙打洞，别人只有笑眯眯听她指使的份。有一回艾早淘气打碎了一只热水瓶，黑麻子因为心疼嘀咕了一句，胡妈居然发火冲到前面店堂里，把他睡中觉的藤椅一脚踢出门外。此后黑麻子就学得乖了，艾早只要一去，黑麻子赶紧出门送货，随便艾早在家中怎样疯闹折腾，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在胡妈的调教和影响下，她的六个儿女个个对艾早好。就连比艾早大半岁的小儿子三虎，也知道时时处处让着这个“妹妹”，有吃的先尽着艾早吃，有好玩的留给艾早先玩。他那双毛茸茸的眼睛，在艾早面前总是眯缝着的，那是顺从，也是厚道。
青阳城的习俗，过生日要吃面。我和艾早到了胡妈家的时候，大丫已经从轧面店里把面条轧回来了，怕粘成坨，一把一把抖散，摊了满满一笸箩。桌上摆好了一大碗红烧肉，一条脑袋胖乎乎的红烧鲢子鱼，一盆花生米豆腐丁熬辣酱。胡妈还在灶上忙乎着，做一个艾早喜欢的油爆虾。胡妈是真的把艾早当贵客待，否则她不可能做这个菜。带籽的青虾倒不算贵，两三角钱就能买一斤，关键要费油，豆油或者花生油都要凭计划供应。
胡妈的大儿子大虎是最后到家的，他是胡妈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初中毕业，经我爸爸介绍，进邮局学徒，做投递员。他有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崭新的自行车，车架上挂着一个同样墨绿色的邮包。我和艾早曾经看见他骑在车上送信的样子：他弓下腰，用劲地蹬车，车子左摇右晃蛇形地往前穿梭，他的脑袋和肩膀也跟着左摇右晃，绿色制服的后背在后面鼓起来，像背了一把小小的绿伞。他的那副快乐和自豪的模样，连追在后面奔跑的我们都能感觉出来。胡妈总是跟我爸爸说，大虎进邮局进对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送信的”饭的人。
小时候大虎见到艾早，必定要趴下来，四肢着地，给艾早当“马儿”骑个痛快。后来我们上了小学，不骑马了，改成“踩高跷”，就是由大虎蹲下，让艾早踩上他的肩膀，再抓住她的手，慢慢地站起来，威风凛凛地走。胡妈怕艾早摔下来出事，每见到一次就要骂大虎一次。可是没用，艾早喜欢这个游戏。艾早天生喜欢一切带刺激性的东西。
可是这回大虎看见艾早时，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神色，蹑手蹑脚地绕过她，跑到胡妈身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艾早爸爸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啐他一口：“光天白日，就没有好话说啦？”
大虎坚持：“妈，我不骗你啊，现在外面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艾早爸爸家是开酱园的，算资本家，真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动作很大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虾，嘴巴里忿忿地说：“开个酱园算什么资本家？资本家要住洋楼，娶姨太太，吃山珍海味。艾家老太爷在世时，天天跟伙计一块儿干活，晒黄豆，翻酱缸，早晚饭都是萝卜头就粥，我们小时候都是见过的。”
大虎认真地掰指头算：“你看我们邮局啊，局长是走资派，打倒了；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三青团，也打倒了；再一个副局长，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现在靠边站；张秘书是小爬虫；王科长有海外关系；李主任被抓过现行……就剩艾科长，文革总共开始两年，他就当了两年逍遥派，谁都没怎么动过他，所以啊，这回的运动必得要轮到他吃苦。”
胡妈一跺脚：“你个没眼色的！艾早在这儿呢，你还说！”
“我不就是……”
胡妈腾不出手，就抬起一只脚，用劲地碾在大虎的脚背上。大虎疼得哎呀地一声叫，终于醒过神，不再说下去了，乖巧地拿起水桶，出门担水去。
我和艾早、二丫、细丫四个人玩着丢沙包，四个人的眼睛同时盯在那只个头最大的沙包上。我没有在意大虎的话。我想艾早也没有在意。我们毕竟才上一年级。
可是那天吃过了生日面，从胡妈家里出来时，艾早走着走着忽然问我：“艾晚你说，要是爸爸真挨批斗了，妈妈怎么办？那个孩子怎么办？”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嘴巴张成一个圆洞。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们年纪虽然小，可是对于“批斗”这个名词一点不陌生，因为大人们嘴巴里时时会说到，学校里老师天天会提到，街上的大标语上面也每每会写到。在青阳的大街小巷里，我们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小爬虫”被游街批斗的样子，他们总是脸色死白，发须蓬乱，目光躲闪，有人被绳子勒得踉踉跄跄，有人被戴上滑稽的纸帽，有人被墨汁涂黑双手，还有人胸前胸后都被划上大大的红叉，像是即刻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每次我们站在门外专心致志等待游街批斗的队伍过来时，胡妈会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们拽回家中，关紧大门，嘴里嘟哝着：“作孽噢，作孽噢！”而后又忍不住地把眼睛贴紧门缝去看。
如果我们的爸爸真的被革命小将批斗了，如果他真的被人押到了大街上，被人扭着手臂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狗一样地走，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即将来临的恐惧使我深陷痛苦。有好几天里，我装着跟艾早在一起玩，偷偷打量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我从前面看她，从后面看她，还从侧面端详她，想象着她会不会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和激动，像很多绝望寻死的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号啕大哭，蹬脚打滚，从而使绷得紧紧的肚皮气球一样地炸开，肚子里的小娃娃炮弹一样“嘣”地弹出来，摔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我能看得出来家里气氛的紧张。首先胡妈进门出门不再把脚步踩得咚咚响了，相反她蹑手蹑脚，好像她自己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好像她脚步声一重，会吓着了别人。她也不允许艾好在院子里奔跑和笑闹，如果听到嬉笑声，她必定煞白了面孔冲出来，抄起艾好的屁股，把他抱进厨房，嘴里还不住声地抱怨：“小祖宗哎！你行行好哎！”可是怎么样才叫“行行好”呢？她又说不出来。
我妈妈从怀孕后一直比较虚弱，动不动大汗淋漓，现在就变得更容易惊吓，哪怕外面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她也会突然地站住，然后满脸汗水，眼珠慌乱地四下转动，表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候她会头晕，身体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纸，需要迅速扶住手边的什么东西——树干啦，晒衣架啦，廊柱啦，墙壁啦，才不至于倒下。很快艾早就掌握了我妈妈的这个规律，只要外面口号声一起，无论她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无论手边在干着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会一跃而起，窜过去充当我妈妈的扶手。
早晨我爸爸出门，低着头，手里夹一个黄布书包。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书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他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他还剃了一个很短的寸头，因为大家都看见过，被批斗的人常常会被批斗者揪扯头发，而头发被揪是很羞耻也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走到门口，他会下意识地站一站，回身看看身后这个家。他的眼神非常复杂：既有悲哀，又有不舍，还有一种对于大门外面不可知命运的茫然。他为什么不可以对造反派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从来没有剥削过酱园工人呢？大人的怯懦，我们小孩子觉得不能理解。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我们会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或说是英雄，因为光我们家的财宝就能让整个青阳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张根本先是似听非听，脸上还挂了一点笑，好像这是一场孩子气的、趣味十足的游戏。李艳华的脸上则是冷笑，幸灾乐祸，因为她一直觉得我父母的日子过得太安逸，儿女双全，吃穿不愁，还雇着保姆，“资产阶级都没这么安逸的。”这是她每每堵在喉咙口的话。
我告诉他们：“造反派说了，如果不交出枪，就把推土机开过来，把房子推倒了搜。”我接着问他们：“推土机是什么样子？”
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是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对视一眼后，双双都陷入沉思。张根本小口小口地喝粥，连酱菜都没有夹过一次。李艳华干脆不吃了，放下碗，两手交叠在桌上，时不时地抬眼偷瞥一下张根本的脸色。看见他们这副神情，我有点忐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我手中的馒头也开始难以下咽。
然后，几乎是同时，他们离开饭桌，一前一后走进房间，李艳华回手把房门关上。我听见他们在房间里嘀嘀咕咕说话。我没有偷听习惯，再说大人们议论的事情我并不能完全听懂。我在外间趁机吃完了一整个咸鸭蛋，咸得我奔进厨房猛喝了一肚子凉开水。
他们两个人打开房门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李艳华的颧骨上有一点点红晕，眼睛也有那么点发亮，走到桌边时，顺手拿过盘子里剩下的一个咸鸭蛋，塞到我的手中。她已经忘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一只。张根本一边穿着出门的衣服，把短袖衬衫的下摆塞进西装短裤中，一边有意无意地朝我看几眼，看完了还嘿嘿一笑。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意思。
张根本很快出了门。李艳华告诉我：“我得看看你妈去。”跟着也出了门。
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蒙眬中我感觉屋里灯光亮了一下，感觉他们两个人又在兴奋地说话，声音轻快，还带着笑。我没有睁眼，翻个身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爸爸就被放回家中，还专门给了他一星期假，让他休息。可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唉声叹气。院子里依旧还是狼藉，因为胡妈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原先的整洁格局。艾忠义四下乱走时，我妈妈挺着大肚子站在屋檐下，神色沉郁，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两家人同时开始搬家。我们家搬到张根本的小院子里，张根本和李艳华搬到艾家酱园里。搬家之前我妈妈特意把我和艾早叫过去，对我们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艾家只有住进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院子，才能说明家庭跟艾家酱园彻底划清了界线，彻底脱离了剥削阶层，进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而张根本出身好，当过兵，是文革运动中的掌权派，他如果住进艾家酱园，没有人胆敢再跨进大门一步。关键的关键，他是我的养父。“艾家酱园归他住，等于是归艾晚住，一回事，艾家不吃亏。”我妈这么安慰我们。
“那些子弹呢？枪呢？”我想到一个问题。
“没有枪。从来就没有枪。子弹是战争时代留在院子里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如果用推土机挖呢？”
“不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脑勺。
艾早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望她。我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面感觉胆怯，羞惭，丑陋。天很热，可我却感觉到潮水漫上来的冰冷，就好像我在上学第一天掉进河里一样，铺天盖地的水流涌过来，呛住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
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尔后在胡妈忿忿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关孩子什么事呢？”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帐纱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艾家酱园那个大而无当的院子，却因为张根本的搬入而得到了妥善精细的照应。不是张根本自己动手，更不是李艳华，他们两个人从来只习惯动口。张根本总能从这儿那儿领回来一些人，那些人一看就是做惯了园林活儿的，他们带着铁锹锄头，扛来成袋的腐熟肥土，有时候还抬进来成捆的小树，在院子里挖土，施肥，种草，砌花坛，一干一整天，完了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走人。有一次院门外还停下一部三轮卡车，四个壮汉用粗粗的棍子抬进一块比人还高的石头。那块石头瘦瘦的，满身都是洞洞眼眼，活像被虫子吃剩的巨大糕点。汉子们把石头竖在院里的一棵海棠树边。透过石头的洞眼，能看到后面一棵刚开花的紫薇。张根本站在刚用青石板铺好的道上，眯眼看着这块石头，头歪来歪去地欣赏，告诉我说，这叫“太湖石”，是江边的一个采石场专门给他弄过来的。
我不明白张根本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连江边采石场都给他送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张根本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仰头嘿嘿笑着的时候多了。每当他这么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巴就会哆嗦地颤动，细眼睛眯缝着，有一种不屑，有一种旁若无人，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轻慢。“就这么回事嘛！”他会说。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是：“算了算了，计较个什么？”
我在旁边听得多了，慢慢就体会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耐有气度笑眯眯地说出这两句话。我爸爸就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也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不说，因为从前他就是个普通公安，既无钱也无势，住进了艾家的偏院，心理上低人一头。现在他常常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那是他有了说这种话的底气，文革已经使他成了青阳城里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
我妈妈半夜住进医院，生下了艾多。早晨我起床上学时，李艳华刚下夜班回来，带着满身的来苏水气味，浮肿着一双眼睛，告诉我说：“艾早又有了个弟弟。”
她不说我有了个弟弟，说艾早。这样说话的意思，当然是要把我和艾家的人区别开来。她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离间的念头。
我马上想到艾早，她一心一意要看看女人如何生孩子，不知道妈妈去医院的时候把她喊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她肯定伤心死了。
我急匆匆地喝了一碗粥，把李艳华给我买烧饼的五分钱揣到口袋里，黄书包斜背在身上，奔跑出门。铅笔、米尺、小刀、被我的指甲抠成麻饼的橡皮在文具盒里跳得咣啷啷响，紧贴书包的皮肤处能感觉到跳跃带来的麻酥。李艳华端着她的粥碗追出厨房喊：“跑这么快，找魂啊？”
我没有回头，一直跑出大门，左手一拐，进了小偏院。
艾早果然正在跟胡妈生气。她缩着身子蹲在墙角，头发蓬乱着，瘦瘦的胳膊圈住膝盖，脸上留着两条眼泪水风干的印痕，发亮，有一点点紧绷。她一定要胡妈承认，大人们选择在半夜三更偷偷生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她知道，她们是故意地避开她。
胡妈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头发同样地蓬乱着，衣服皱得没有了形状，前襟和大腿处还有些发硬的斑痕，粘着几片鱼鳞什么的。她在忙着炖鱼汤，炖猪肝汤，舀到一个粗陶的汤罐里，送到医院给我妈妈下奶。她脚边的一个木盆里还泡了半盆衣裤，我认出那是我妈妈的裤子。蓝色的卡其外裤，粉红色棉毛裤，紫色带白花的短裤。几条裤子全部浸在血水之中，血水表面浮着一层污脏的沫子，一股浓烈扑鼻的腥味熏得我差点作呕。我目瞪口呆地盯住那半盆血水，心里很慌，最先涌上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妈妈是不是要死了？我看见过胡妈杀鱼，杀鸡，还在街上的饭店门外看见过人家杀羊，那种时候，血就是这样从颤动的身体中肆无忌惮地涌出来，把周遭的一切弄成腥秽不堪。血总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
一想到我妈妈可能已经死在了医院，我不由得放声大哭。艾早看见我哭，也跟着又一次地号啕。我哭是因为害怕，她哭却是因为委屈。我们两个一唱一和地哭着，把胡妈弄得恼火至极。
“小亲妈哎，小祖宗哎！”她一手一个拉住我们的胳膊，手上满是鱼腥味和油烟味，“家里已经忙翻天了，拜托你们两个不要再唱花脸戏了，好不好啊？”
我抽抽噎噎地问她：“我妈妈会不会死？”
她佯装生气：“打嘴！怎么能乱说？你妈妈给你们添了弟弟，笑还笑不过来呢。”她又从衣兜里翻出一角钱，塞到艾早手中：“乖乖，我没空给你弄早饭，路上买两个烧饼吃。”然后用劲推着我们两个人：“上学去上学去！等中午回家有你妈妈喝剩的鱼汤，给你们一人也喝一碗。”
艾早走在路上时，仍然忿忿不平：“大人为什么这么坏？”她说，“她们就喜欢骗人！”她仿佛还觉得不够，跟着又说了两遍：“骗人！骗人！”
我不知道艾早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可能她之前求过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要带上她，结果却没有。艾早一向都把承诺看得非常重要，可是事到临头家里人把她晾在一边，她没法不伤心。
直到一星期之后，我们才看见了躺在妈妈身边的那个新生婴儿。
我，艾早，艾好，我们三个人是一块儿踮了脚尖进妈妈房间的，因为胡妈叮嘱我们，不要吵醒了弟弟。我们进去时，妈妈坐在床上，那个小东西被她安详地抱在怀里。我惊奇地发现婴儿原来是那么小，简直就像只被剥去了皮的猫。他的皮肤红得非常可疑，皮肤上浮着一层细细的茸毛，有点像刚摘下树的毛桃一样。眼睛紧闭着，眼皮鼓出来，鼻孔小成了两粒黄豆，嘴巴抿进去，几乎看不见嘴唇。他的头发倒是乌黑，厚厚的一簇，很可笑地竖在头顶，而且是宝塔尖的形状。几年之后我在课堂上学到“怒发冲冠”这个词，不由自主地就想起婴儿艾多的头发。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三个人进来时的脚步声惊动了他，反正艾多的身体忽然一哆嗦，打了个寒噤一样。然后他开始皱眉，咧嘴，眼睛似睁非睁，嗓子里有咯咯的声音发出来，给我的感觉是拼命啼哭的前奏。妈妈对我们歉意地一笑，把艾多从怀里挪开一点，飞快地解衣扣，拖出一个肥肥的奶子，准确地揣进艾多口中。
我简直不敢相信，婴儿抿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张小嘴，张开时居然能够裹住那么饱满的一个奶头。可能是奶汁流淌得过于汹涌，他一时来不及吞咽，嘴边一圈很快漫出雪白黏稠的奶汁，眼看着就要淹没他的鼻孔。妈妈抽出枕边早已准备好的毛巾，利索地把溢奶擦尽。我听到三岁的艾好在旁边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妈妈大概也听见了，笑眯眯地对艾好招了招手，好像是要他过去也吸上几口。艾好却不好意思，脸红起来，转身躲到了床后。
我们从弥漫了奶腥味和婴儿尿布烘烤气味的房间里出来后，艾早非常不屑地说了一声：“他长得真丑。”
我知道她说的是那个婴儿。我自己也觉得他丑。画报上的婴儿总是胖乎乎，白嫩嫩，笑嘻嘻的，很可爱的样子，原来那都是假的，实际上刚生下来的婴儿是剥皮猫，红通通皱巴巴，挺恶心。
大年三十的那天刚好是艾多一百天生日。艾多虽然不是头生子，也不是独生子，但是满百天总是件大事，还是要过一下子的。加上这天又逢大年三十，更有庆祝一场的必要。
李艳华和张根本两口子不怎么会做饭，以前过年都是两家合一家，在艾家酱园里摆上一桌子，吃胡妈做的菜。胡妈在大年三十这天也总要忙到饭菜上桌，家中大大小小坐下来，敬上她一杯酒，她再象征性地吃上几口菜，然后拿了工钱，回去跟她自己的丈夫孩子团圆。
今年李艳华的表现很不错，刚进了腊月，她就跟我妈妈提出，过年的这顿饭可以摆到艾家酱园里，那儿毕竟地方大，厨房也宽敞，免得小偏院里又是尿布又是尿盆，大人孩子掇弄不开。
我妈妈不能不领她的这个情。如果不领，就是驳她的面子，显得很不通人情。
年三十的一大早，胡妈开始把一些半成品的年菜用提篮装着往艾家酱园送。有焯过开水、撇去了沫子的猪肚肺，有煎过的鱼，调好的肉馅，油炸过的排骨，泡好的粉丝木耳香菇，洗干净的青菜香菜芹菜菠菜，还搬去一个烧木炭的暖锅。胡妈每送一趟东西，都要伸出指头点一点我的额头：“看好！别让狗吃了！”
我不怎么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说话时很不乐意的神态也让我觉得奇怪。我很郑重地告诉她，家里的那条小黑狗还小呢，站直了也够不着桌子，不会偷吃的。
胡妈哼了一声鼻子：“狗不偷，人就不会偷？”
我这下子才明白，胡妈是对晚上的这顿饭有意见，她不愿意回到不是艾家住的“艾家酱园”里做事。
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我和艾早、艾好三个人在宽敞得可以踢足球的院子里捉迷藏。艾好最蠢，他总是把一个胖乎乎的大脑袋塞在那块太湖石的洞洞里，留下肥肥的屁股在外面等着我们扑上去。而且他喜欢被我们捉住，每当他裤子上的背带被我们揪在手里时，他就兴奋得咯咯笑，扑扇着两只胳膊，肥母鸡一样。有时候我们故意不找他，把他一个人晾在石头边，他会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地逗我们：“来呀！来找我啊！”
艾早发现了院子角落里一株刚开的腊梅花。花树还很小，只齐到我们的肩膀那么高，花枝也稀疏，试试探探地总共开了十来朵蜜蜡似的花，凑近了才闻到一股沁人的暗香。艾早看到这株花树就移不开步了，谋划着要折下花枝，拿回家插到墨水瓶里。她要求我站过去帮她看着人。我听话地站到青石道上，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时，她在后面已经眼明手快地折下了花枝，反手藏在背后。
艾好眼睛尖，以为她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跑过来缠住她：“什么呀？是什么呀？给我看看好不好？”
艾早像吆喝鸡一样地驱赶他：“去去去！走开去！”一边用眼睛暗示我，帮她把艾好引开。
我把艾好带过去看地上的一个小洞洞，我告诉他这个洞洞里住着一个肥肥的白虫子，到天气暖和时虫子就会长了翅膀飞到大树上。艾好有了兴趣，蹲在洞洞旁，一心一意要用草棍把那个白虫子挖出来。
艾早这时候飞快地奔向厨房。胡妈的厨房从来都是她的避风港，她只要进了厨房就会万事大吉。可是偏偏乐极生悲，厨房门口堆着胡妈刚刚洗干净准备盛菜用的一摞青花碗，艾好冲进厨房时衣角扫在碗边上，高高的一摞碗摇摇晃晃仿佛跳起了舞。胡妈正好一眼瞥见，扑上去扶那摞碗，饶是手脚快，最上面两只碗还是掉下地，砰地一声摔出一地的碎瓷花。
胡妈满脸煞白，一连声地念叨着：“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她把我和艾早堵在厨房里，严肃地嘱咐道：“谁也不准说出去！听见了吗？”
我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过年的这几天是最忌讳打碎东西的，每到过年胡妈都会像看强盗一样地看着我们几个，不允许靠近瓷器半步，就怕闯下祸。可是艾早偏偏在大年三十这天打碎碗，还一碎就碎了两个。
“一定不能说出去啊！不能让你们小姨知道啊。”胡妈嘱咐着。
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艾早的心情都比较糟糕。艾好不断地过来拉我们跟他玩，可是我们借口要写寒假作业，坚决地把自己限制在房间里，一步也不出门。
年三十的下午，机关下班比较早，张根本和我爸爸都是四点多钟就回了家。张根本带回来一纸盒子的鞭炮。我爸爸用邮局布置橱窗余下的材料糊了三个小灯笼，给我们一人一个。我和艾早拿到灯笼时笑得很心虚，可是我爸爸没发现，他被我妈妈叫过去，忙着给婴儿艾多换尿布了。
张根本用一张凳子垫脚，爬上去给艾家酱园的堂屋临时换了一只一百瓦的大灯泡。妈妈把艾多裹成一只粽子，竖起来抱在手中，和我爸爸两个人肩并肩地走进大院里。因为产后怕风，妈妈还戴了一顶老太太才戴的咖啡色毛线帽，勾了边的帽檐一直拉到眉梢上，两边并且遮住了耳朵，显得她格外虚弱，又老气横秋。
艾多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太亮的光线，所以他一进堂屋就眨巴着眼睛，嘴巴里还像鱼一样地吐着透明的小泡泡。我惊奇地发现艾多忽然变得漂亮了，他的皮肤褪尽暗红，泛出柔嫩的粉白，眼睛睁开时眼白碧蓝，眼仁黑亮，双眼皮秀美异常，嘴唇鲜红湿润，偶尔一咧，露出嘴巴里粉红的舌头和牙床，叫人忍不住地要把指头伸过去触摸那种柔软。
艾好把他发现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弟弟会笑了。”
李艳华纠正他：“哪里是笑啊？无意识动作。”
艾好眨巴着眼睛，被李艳华这个有点深奥的结论弄得茫然。
张根本还是第一次见到艾多。他用食指点着艾多的下巴，嘴里“哦，哦”地逗了他几声之后，转头问我爸爸：“为什么叫艾多？”
我爸爸一笑，回答说：“本来没想要他。多了。”
张根本抬头看李艳华一眼，嘿嘿了两声。
过了一会儿，李艳华皱起鼻子，脑袋转来转去，狗一样嗅着，问大家：“好像有什么味儿？你们闻到了吗？”
我妈妈不好意思地“哎呀”一声，说：“是艾多拉了。”
她连忙走开去，解开襁褓，给艾多换尿布。
李艳华眼睛轮番地看着我们，似笑非笑：“今年过年热闹了，下午是艾早弄出个岁岁平安，现在艾多又来个黄金万两。接下来该谁呀？张小晚，你有花样吗？”
我站在一屋子人的目光中，满脸飞红。我不知道李艳华为什么突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我。如果那时候堂屋里有一床被子，我肯定把自己裹进被子里了。
艾早一直就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当我在手工课上为剪不出一颗标准尺寸的五角星如坐针毡时，艾早可以灵活地操着小剪刀，用各色蜡光纸剪出黄的公鸡、红的青蛙、绿的房子。她把公鸡的鸡冠剪得像一头凤冠，把青蛙的小爪子剪得只只分明，在房子上剪出翘起的飞檐，飞檐上甚至还挂一串铃铛。
我把她的剪纸作品小心翼翼托在手心，惊叹了半天之后，终于找出一个明显的讹错：“青蛙不应该是红的。”
她回答说：“可你没有看见过世界上所有的青蛙。”
我一下子无话可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世界很大，地球很大，地球上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张根本的办公室里有一份《参考消息》，有时候他回家，会跟李艳华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收音机里也总是播报这些国家的消息。所有这些国家我都没有去过。艾早说得对，也许在那儿有红色的青蛙。
艾早的那把剪刀，只有她的掌心那么大小，剪刀头被胡妈用磨刀石磨得针一样尖，这样方便刺进纸里剪出一些细微的东西，比如公鸡眼睛什么的。胡妈生怕尖尖的剪刀戳了艾早，还特意缝一个小布袋子，叮嘱艾早不用剪刀的时候要放进去。
过年的时候艾早剪了一些怪模怪样的窗花，送给了胡妈一部分，把小偏院里的所有玻璃窗贴了一个遍，还剩了几张，胡妈进艾家酱园做年夜饭时，艾早跟在厨房里玩，趁机把它们贴在油腻腻的窗户上。
有一天张根本忽然问我：“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是你剪的吗？”
我告诉他，是艾早。张根本哈哈地笑起来，说，丫头有点灵气。
我再见到艾早时，满面喜色地说：“他说你有灵气。”
我在艾早面前提张根本，总是用“他”来代替。一说到“他”，我们俩都明白是谁。
艾早笑盈盈地扬了眼梢：“真的？”她知道“灵气”是一个好词儿，张根本是在赞赏她。
结果这一来就坏了，艾早一点儿都经不起赞扬，她剪纸的积极性马上大增，家里的旧课本、作业本、报纸、几本旧的《大众电影》、妈妈的一张《中国历史挂图》、爸爸从邮局带回来的《邮票目录》，都在艾早手上遭到了浩劫，有的剪走了封面，有的尸骨全无。她见到什么就剪什么：大头娃娃般的小人，五个花瓣的花朵，巨大的蚂蚁，香烟壳上的天安门……有一次她在院子里抬头看见天空中飞过去的喷气机，立刻拿出剪刀剪了一个，飞机舷窗里探着四个小小的人头，她用铅笔逐一写上：艾早、艾晚、艾好、艾多。这张剪纸被艾好死乞白赖地要走了，他当宝贝一样压在枕头下面。艾好一直向往百货公司柜台里的那个飞机玩具，现在有一张飞机剪纸可以让他夜夜枕着入睡，好歹总是个安慰。
寒假过后开学，艾早剪纸的热度还在持续。这样她就闯下了大祸。她用一张旧报纸给班里同学剪花边图案时，没有想到报纸的背面是一张***穿军装的像。她一剪刀把***的脑袋剪下来一半，剩下来的那一半还用剪刀头挑出了方的、圆的、三角形的洞。这颗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脑袋，变得比吃剩的鱼骨头还要惨不忍睹。
艾早立刻被同学集体告发，然后由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看管起来。两个老师如临大敌地在门外轮流站岗，不让闲人走近。校长亲自摇电话向教育局、公安局逐级上报。整个校园里的空气都变得紧张严肃。
跟艾早同班的赵三虎当时就在教室里，一看见艾早被老师带走，马上奔过来找我。我还没有听他说完，已经吓得大哭。我们都知道损毁***的画像是“反革命”罪，犯了这样的大罪一定要被五花大绑地拉去体育场枪毙。一想到艾早就要死了，脑袋要被子弹打得开花了，胸前的木牌上还要刻上“反革命”三个字，我就浑身哆嗦地哭成了一个泪人。
我只顾着哭，居然都没有想起来应该想办法见到艾早，安慰和陪伴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艾早一个小小的人儿，独自一个人被关在办公室里，门外还有看守她的老师，等待她的是严酷到极致的命运，她心里的惊恐和绝望可以想象。我后来想到，如果我和艾早互换位置，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怯懦和无能，她就是哭，也要站到操场上，对着全体老师和同学哭。
多亏了赵三虎，这个忠诚和义气的小男孩儿，他知道不能够指望我做什么，干脆自己做主溜出校门。他狂奔到邮局，找到我的爸爸，再跟着我爸爸狂奔到公安局，找到张根本。
找到张根本就对了。一个八岁小女孩无意识中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怎么说都行，事在人为。张根本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当事。他当时正在局里主持办案，青阳乡下公社里出了一个杀人狂魔，连杀四个女人，先奸后杀，那才是让他急得跳脚的大事。张根本对我爸爸摆摆手：“你先回去，等下我去处理。”
我爸爸紧张得语无伦次，一再地哀求他，一再地强调小孩子经不住吓。张根本答应他：“我知道。我就去。”
结果那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张根本牵着艾早的手，若无其事地从学校办公室出来。后面跟着一脸恭敬的校长，一边送客，一边还不住嘴地解释什么。张根本那天穿的是一身公安制服，领口有鲜红的领章，腰间的皮带扎得板板正正，手上戴一副白纱手套。他走路的步伐很大，还有点急，头照例是仰着的，丝毫没有在意身前身后那些惊异的目光。艾早同样很平静，一只小手塞在张根本手中，时不时小跑两步，好跟上他的步伐。她的两条扎了蝴蝶结的小辫儿在脑后一起一落，像两只弹簧做的鸟儿。她紧抿着嘴，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张根本的脸，然后很快地又把目光移开。我很想知道艾早哭过没有，可是从她的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我妈妈托了人，把艾早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妈妈觉得这事太大，如果不换一个环境及早遗忘的话，在艾早的生活中会留下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