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隐的床铺空着，像刚刚拔去牙的牙床，位置还在那儿留着，然而牙却没了。谁也不知道林隐到哪儿去了，刚过完寒假返校，林隐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学期我们宿舍从五个人变成了三个，不匆我们三个能否坚持到最后。

林隐莫名其妙的失踪比小史自杀带给我们的心理压力更大。我常常看见她从她黑暗的床洞（那时她床上还挂有一顶无人问津的肮脏蚊帐）里探出头来，对我们说一句什么，然后又倏地一下不见了。有时我们看见她化着浓妆站在屋子中央，等我们打开灯发现那是一件挂在铁丝上的半干半湿的衣服。问题是我们在场的三个人谁都想不起那件衣服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了，而且那是一件没有主人的衣服，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曾穿过那种式样的衣服，那是一件白色镶着不祥黑边的成人上衣，不知怎么我立刻想起了我姐曾说过的“死人白”三个字。

那一段时间我很少在学校宿舍住，下了课没什么事就骑车上老普那儿。老普给我配了一把他房门的钥匙，如果他回来的早他就做饭，我有时也帮他买点菜和熟食，我们就跟过日子一般，只是我要瞒着家里，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特别是我母亲）知道我在外面已经跟男人同居了。

母亲对我的期望值越来越髙，她甚至希望我还没大学毕业就通过某种途径直接办出国去，因我母亲的同事吴阿姨的女儿薇拉大三那年忽然嫁给一个能出国的男人然后远走高飞，这件事对我母亲刺激很大。

“你瞧瞧人家薇拉，”母亲黑着眼圈跟我念叨，“你瞧瞧人家命有多好，说走就走了。我还以为她出不去呢。”

这些话句句像刀，是冲着我来的。

那阵子我对“出国”两个字产生了逆反心理，一听我妈跟我提这两个字我就特别来气，特别是对那种不择手段（卖身都可以）想要出国的女人，我觉得她们连妓女都不如。

薇拉从小就是个出国迷，一年到头补习外语，无论什么时候上她们家（薇拉家只有两个女人：她跟她妈），她们家收音机都开着，里面放着英语广播讲座。那抑扬顿挫带卷舌音的外国话大概使她们娘俩产生一种错觉，她们早已身在异国他乡，过着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既髙级又高雅——她妈看人眼都是斜的，“我们薇拉”，她妈一张嘴就是，“我们薇拉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薇拉出国前总是说着一口想象中的“外国话”（她学习成绩很差，大学只考上走读），叽哩咕噜谁也听不懂。我们都怀疑她出国前已出现精神分裂的迹象，而非出国以后才得病的，当然这是后话了。薇拉出国前，曾经在一家酒店里大请了一顿，与朋友们告别。在我印象中她们家好像从没请人吃过饭，薇拉她妈是精打细算的南方人，从指甲缝里都能往外抠出钱来。但那顿饭她们还是摆了很大的排场的，莫雅估计那顿饭起码要花一两千块。

薇拉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得她画了很深的黑眼圈，大概是为突出她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

所有的人都闷头吃菜，不敢正视那双大得吓人的眼晴。包间很闷，服务员垂手而立，稀稀拉拉站了一圈。软包的墙面图案凸出，像一只只立体感很强的伸手可摸的人乳。那景象使我眼晕，我强忍着微笑着举着杯坐在人丛里，我们把那种晶亮血红色液体一口口地抿进嘴里。我笑着说着听着渐渐地就有些视线模糊听觉也变得迟钝异常，我听到一种特别奇怪的语言，从薇拉玮得黑红的嘴唇里滚滚而出，我侧耳倾听却发现我无论如何也听不清她到底说什么一一我英文再差也不至于听不出基本发音——要不就是我醉了——要不就是她疯了，她说的完全不是大洋彼岸通行的那种语言，她叽哩咕噜越说越快，几乎到了一种自语的迷狂状态。全桌的人都：半张着嘴，有人的口红已被挪到腮上也完全没有察觉。在这间封闭的、空气不流通的酒店包间里，到处都有那种咭噜咭噜奇怪语言的回声，仿佛有许多人都操着和薇拉同样的语言在说话，我词成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分子被她们排除在外。

那些晶奔血红的液体浙渐混人我的血液，我能清晰地看见它们在我血管里没遮没拦滚滚向前的样子。

薇拉说，哇啦哇啦哇啦啦……

薇拉又说，啊，啦啦啦，呱啦呱啦呱啦……

谁都听不懂的东西是最高深、最能蒙人的，掌声四起，大伙儿齐声喝了个响彩。

人人都夸薇拉漂亮，人人都说薇拉英文说得好。

“比外国人说得还像外国话哪！”

有个老太太一边嚼着大虾一边夸赞她。

薇拉出国以后，我妈就开始四处活动，托吴阿姨走关系替我物色一个男友，这男友当然要能出国的，而且最好马上就能走，就像薇拉那样。这一切都是瞒着我在暗中进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家装腔作势地整天复习外语，桌上放的全是考托、考的书，我妈以为我对出国的事也很着急，所以就越发积极地活动起来。

有时候吴阿姨一到我家，她们两个就秘兮兮地“砰”地一声关上门，然后很仔细地从里面把门插好，不让别人进去。她们两个在里面商量来商量去，我不知道那事跟我有关，所以每次进来出去的还大声地同吴阿姨打招呼。

吴阿姨对我很暧昧地笑。

“这个吴阿姨好像神经有点儿毛病，”送走吴阿姨我对我妈说，“她最近老上咱家来于什么？”

我妈遮遮掩掩地说：“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她老冲我乐？

人家不冲你乐还冲你哭啊，人家女儿出国了——心情“哼。”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的生括渐渐有了一些规律。我平时在学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回家，所以有整整五天时间我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和老普在一起的日子我们过得很散淡，老普是注重生活本身的人，没有太多更高的追求，这也许就是他原来的妻子最不满意的地方。而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切实际心高气傲的母亲摆在那儿做参照物，我倒是喜欢平实一些的，对我没什么要求，我可以由着性子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家的气氛和老普家的气氛相差实在是太远了。连空气中的味儿都不一样。我不回家，周末回家；看到我妈那张脸我就感到心情压抑，她动不动就说：“你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现在我只有靠你了。”这话的语气里含有很浓的悲剧成分，她总是把生活搅得不成样子，让人感觉危机四伏，就像国歌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家的日子也总是“最危急的时刻”，好像什么大的灾难要来，我疑心那是“文革”留下阴影，要不老这么动荡没法儿解释。

我跟老普谈起这样事来，老普笑道：“又不是光你们家经历过那段历史。”

有一阵子，我妈对我态度忽然好起来，不再叨咕那些烦人的事，脸色也比从前好看一些。

吴阿姨还是经常到我家来走动，我爸、我姐、还有我全都见怪不怪了，见了面点个头该干什么干什么，她和我妈插着门闷屋里说一下午话，也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吴阿姨从不留在我家吃饭，一到开晚饭就提着她那七十年代生产的人造革包急匆匆地往外走，好像生怕我们跟她客气似的。我们不跟她客气，进进出出都请自便。有天吴阿姨来我家，我们一下子就发现她那天穿的衣服很特别，她说那件衣服是她女儿托人从美国给她捎来的。我看见我妈的目光就像汽车上的刮雨器似地在吴阿姨那件颜色古怪的衣服上扫来扫去，我知道她所羡慕的决不仅仅是那件衣服，而是可以在人前自夸自傲的一种说法。

吴阿姨在我家凌乱的五斗橱上留下一张印制精美的票，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票是干什么用的，或是把它看成一张普通电影票没往心里去。

五斗橱的抽屉每一个都拉不开，里面装满陈旧的不值一提的东西，有天我在里面拉出一个旧胸罩，是白布制成的，上面泛着微黄的汗渍，让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的东西，就像我不能确定毕业后我将怎样生活一样。

我们谁也没理会五斗橱上那张票，也许是我在五斗橱里翻找东西的时候把它碰掉地上了。事后我大概能拼凑出那张票像一只略带污浊的羽毛那样飘飘忽忽坠落下来时的情景。

母亲对我咆哮如雷，因为那张票等母亲送完客人回来就不见了。

那是一张首体演唱会的票，是吴阿姨特意拿来送给我的。

全家人把家里翻了个底掉也没能找到那张票。好像我命中注定就是要和某些东西错过去似的，后来我听说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那次“相亲”的机会要是没错过的话，我也许就跟着那个到法国去学经济管理的男子远走高飞了。

那个从未见过面男子成为我家缺习的一员，母亲总把他挂在嘴边上。

吴阿姨劝我母亲别太着急了，“机会总是有的”，她说话的语气使我感觉到自己连降价商品都不如，我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那天夜里我冲动极了，想跟母亲把关系挑明，大不了永远不回这个家，有什么了不起？我发疯似地摔锅砸碗以发泄内心的不快。

“机会总是有的。”

母亲也学着吴阿姨那种腔调安慰我。

我在她们眼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出国迷”，这事真他妈的滑稽，怎么会弄成这样子？母亲、吴阿姨还有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用小心翼翼的态度来对待我，好像我是一件特别易碎的瓷器，轻轻一碰就会变成一堆碎片。

“你听我说，孩子，”吴阿姨用一种假惺惺的长辈式的关怀语调对我苦口婆心，“我们家薇拉一开始联系出国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谁说我要出国啦？”

我蛮不讲理地甩给她一句，把房门“梆梆”地一声碰上，震得墙上的画框歪了下来，我的耳朵也嗡嗡直响。

“这孩子病得不轻呀。”

“我们得替她想想办法了。”

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的……”

我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这种声音，不知是幻听还是真实的存在，它们总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渐渐地汇成一股洪流，像巨浪那样大，劈头盖脸，势不可挡。

我房间里到处都藏有那样的声音，它们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我没有办法用意念控制那些声音，也无法捕捉它们，它们有时轻，有时重；有时有，有时又没有。那些声音像流水那样渗透进地板的缝隙，又像灰尘那样落在我书桌上，那些放得乱七八糟书的边边角角里全都隐藏有这样的声音。我不敢翻开它们，我怕把那些奇怪的响动从某一角落里放出来。我头脑欲裂，我想逃到一个听不到她们声音的地方去。

开学很长时间了，林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有人说校方已经把她作开除处理了。这下我们宿舍的女生可就臭名远扬了。外界都传说我们有病，这种病正在我们中间迅速蔓延着。我们屋三个女生相互不来往，虽然都在一个屋住着，但都把对方视为空气——视而不见。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们只是觉得没有深刻交往的必要。我们整天各忙各的，似乎都在谈恋爱，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脑子里整天都在替自己打算，有的人想出国，有的人想找到一份好工作留在北京，还有的人在琢磨着如何把别人的男友占为已有。她们都像苍蝇一样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东撞西撞，只有我才是最清醒的，因为我知道及时行乐，我懂得如何抓住该抓的东西，不为那些不值得花去心思的事而劳神。在这方面老普对我的影响很大，老普常说：“无所谓”。你问他什么他都“无所谓”，弄得我也“无所谓”起来，有时坐在课堂上望着前面人的后脑勺发呆，或者把某个来上课的长得还算顺眼的男的想象成老普，昏天黑地地跟他亲热，他的抚摸越来越真切，我甚至听得见他急促的呼吸……讲台上有人走来走去，周围的人全都消失了。那个人向我走过来，走得很近，他问我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困了，我的眼睛发涩，睁不开。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的人早已走空了，偌大的阶梯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阳光静静地照射进来。

母亲背着我终于物色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是个南方人，据说是出国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出去。吴阿姨和我妈似乎都没来得及搞清这个姓肖的男人究竟要去哪个国家，就着急忙慌地安排他跟我见面。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才来通知我，她俩打车来到我们学校，兴师动众地把我从教室带走，同学都以为我们家出什么事了呢，事后有人干脆问我：“你们家是不是死人了？”

“你们家才死人了呢！”我凶巴巴地回答。

我们三个人在街上拦了一辆“夏利”，母亲犹豫了一下又从那辆车里钻出来。母亲说“红夏利吉利”，想要换车。我虽然心里嫌母亲多事可嘴上不好说什么，我那天打定主意一句话也不说她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下午的街道，阳光很好。从车窗里往外看，建筑物和行人都变得有那么一点虚幻，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活的轨迹是如何被人安排的，仿佛我眼前这条路街道就是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切都摆在眼前了。

肖晓是一个缩头缩脑的中年人。我们到的时候他早已等候在那家饭馆门口的台阶上，一脚前一脚后地那样叉开腿站着，左右四处张望，还不时地抬起手腕来看表。这一看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男人，认识第二天就想上床的那种。他对两个大人点头哈腰，显示出腰的柔韧度很好，而对我却故意保持一定距离，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仿佛他专门是到这里来等着请两位阿姨吃饭的，而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肖晓嘴上不断献着，点的菜却只有素热素冷的四个菜。

冷场。

谁也不敢多下筷子。

所有的人都笑得很僵硬，脸皮仿佛是蜡做的，一笑起来就嘎啦嘎啦直响。

吃完饭我和肖晓单独走在街上，不知道该往何处未，就那么漫无目的地瞎走，我只盼着快点结束这一切。老普现在干什么呢？我真想当着肖晓的面给老普打个电话，然后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该明白的他都会明白。

所有的公用电话前都站着一个爱唠叨的女人。

肖晓不知道我想打电话，他问我是不是想喝酸奶。

“是你自己想喝吧？”我冷言冷语地说。

“是啊，是啊，”他说，“口好渴。”

我们站在冷饮亭前，一人嘴里插着一根吸管，人影投到地上，显得奇形怪状，人影好像不是我们两个的，而是另一对男女的。冷饮亭上高高地挂着一盏灯，把这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越过马路到了街那边。

这时候，我看到马路对过急匆匆地走过去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孩，我忽然觉得那女孩的背影我很熟悉。我放下手中装酸奶的瓷瓶追了过去，我觉得那人很像失踪的林隐。

“我妈托人帮我介绍了个人。”

“嗯。”

“他说他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嗯。”

我和老普在电话里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老普的态度出奇的平静，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希望他很在乎这件事，甚至在电话里冲我发一通火，可是他没有，他在电话里哼哼呀呀，气得我放下电话就冲到他家去了。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进门的时候老普正在煮面条。见我进来就故意嘲笑我：“莫莫，你怎么来啦？没跟那人去约会呀？”

我脱掉外套，像平常那样洗了个手，然后从碗柜里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用筷子自己挑了一碗面，热气腾腾地坐到桌边。老普端着碗，坐到我对面，吸溜吸溜地吃起来。

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好像从对面收音机里传来。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这才是我的家。”

吃面吃面。老普说。

吃完饭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我拿着摇控器从这个台调到那个台，光线在老普脸上闪来闪去，他坐着不动，也不多说什么。我的心从来也没像现在这么安定过，我跟老普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就赖你这儿了。

老普吻我，他说一切都由你自己选择，我无权干涉。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应该说你很生气，你应该说你想打那个男的，你应该现在就去找他拼命。老普说我知道我老婆不会跟人跑了的，只当你闹着玩，做场游戏就会回来。我忽然从他怀里直起身子说，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做呀，就喝了回酸奶，真的。我知道。老普吻我最敏感的地方，吻着吻着又说，我知道你们没什么。

我跟老普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的很像林隐，就跟踪了她一段路，后来发现她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你认错人了吧？”

“也许是吧。”

窗外起风了，窗子被吹得哗啦哗啦直响，远处传来什么东西砰砰坠落的声音。我感觉我们像坐在一艘摇摆不定的船上，除了相互依偎没有别的可以消除恐惧的办法。老普把脸贴在我的脸上，他的脸很烫，我们刚刚像经历过生离死别一对男女，伤痛中又有一些欣喜。这夜睡得出奇的好，甚至连梦都没有做，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早晨起来我急急忙忙赶去上学，他赶去上班，我们又回到平静中去，一切都述是老样子。

宿舍里坐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肖晓。

“昨天晚上你到哪儿睡觉了？”

肖哓坐在我床沿上冲我冷笑。

我在床上翻找我的书和笔记本，爱反搭不理地对他说：“对不起，我要迟到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冲我吼“你别想溜，你得说清楚。”

我忽然一脸平静地面对着他：“你想听什么？”

他的气焰消了一些，说：“我想……我有权力知道，昨天夜里你住在哪儿。”

我到一个同学家去了。

“同学？男的还是女的？”

我反问：“你说呢？”

肖哓不语，继续对我冷笑。

“你妈妈和吴阿姨把你交给了我，我就得对你负责。说吧你跟谁睡的觉？”

“你管不着！”

那天上午肖晓极粗暴地对我动了手，在我们扭打的过程中碰碎了一只热水瓶，那“砰”的一声巨响并没有使正处于疯狂状态的肖晓停下来，他反而更加麻利地加快了手脚，把我按在下面，剥我上衣、拉我胸罩的带儿——他很在行，我觉得他在剥我衣服的时候像在剥一只水果糖。身子底下的木板床硌极了，我越挣扎越是疼痛难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样地硌。

“咱们扯平了。”他踏着满地碎片走出去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莫铭，你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