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春节假期要正月二十才结束，可是这场风暴，却提前在朝廷里刮了起来。

言官的攻击只是第一波，算是餐前点心，刘东海在正月二十一的上疏才是正菜。

刘东海在这份奏折里，详细列举了汪仲华在刑部尚书任职期间的所有污点，包括但不局限于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等方面，每一项都举报都标明了具体时间、地点和相关当事人。

除了这些证据确凿的部分，还有一条没有完全证实的举报——汪仲华和白莲教的大首领，有着若有若无的关联。

与此同时，张鲸的汇报也到了朱翊钧这里。其主要内容和刘东海的奏折里写的差不多，但是还多了一些奏折里没有的事项。

至于是否和白莲教有所勾结，张鲸的汇报里同样没有下结论，只是列举了诸多可疑的发现，比如汪仲华和白莲教大首领华天来的籍贯，都是山东兖州府下面的一个小乡村；比如据说两人小时候曾是邻居和玩伴儿；再比如这么多年来，刑部并未抓获和处决多少白莲教匪徒……

以上种种，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传闻，未经证实确有其事，同样也没有证实不属实。

看着这些内容，朱翊钧没有任何表示。

再来看看汪仲华的应对。从言官第一天弹劾他开始，汪仲华就上疏恳求辞职，想以此来间接证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汪仲华让老家的叔伯兄弟和京师的老婆小妾们，赶紧处理那些不干不净的事情。

在刘东海的奏折递交皇帝后，汪仲华再次请求辞职，并且还附上了一封声泪俱下的悔过书。在悔过书里，汪仲华驳斥了部分刘东海的举报，只挑了些较轻的罪行加以承认，并且表示了深深的忏悔。

对于汪仲华的两次请辞，朱翊钧都没有明确表态。一时间，朝廷上下也摸不清皇帝的意图，虽然言官们的攻击仍未停止，可是声势却不如前些日子了。

对于当前的局势，钟南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决定要打垮汪仲华，那就要一鼓作气，否则待其喘过气来，很有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

只是该怎么办呢？钟南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

正月二十四，钟南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内容平淡无奇：详细叙述了正月初三，龙泉寺外发生的事件其前因后果。

正是这封看起来毫无杀伤力的奏折，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宫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皇帝看完钟南的那封奏折后，沉默了两三分钟，随后开口说道：“汪仲华是该挪挪位置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便宣判了汪仲华的命运。

正月二十五，圣旨下达：汪仲华任职刑部尚书期间，未能做到廉洁奉公，私下里大肆敛财，数额巨大；同时与白莲教匪徒不清不白，置大明王朝安全于不顾，其所作所为已违反了《大明律例》。现革除汪仲华的刑部尚书一职，并剥夺其所受封赏，交三司会审。

汪仲华完了！这是满朝文武统一的论断。

接下来就是胜利方摘取果实的时候了！

打到汪仲华，多少还可以算是台面上的较量；瓜分空缺职位，比拼的就是台面下的功夫了。

正月的最后一天，最终结果揭晓：熊家正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刑部尚书的宝座；刘东海则是调任大理寺卿；至于刑部左侍郎高峰，居然神奇地保住了职位，看来上面也不想刑部的变动太大。

刘东海留下的刑部右侍郎之职，被则都察院副都御史颜凌坐上了。副都御史同样为正三品官阶，都察院也同属政法委系统，所以颜凌算是平调。据说，颜凌的后面，站着的是内阁的沈一贯沈大学士。

尘埃落定之后，大家蓦然发现：此次事件的最大赢家，虽然明里看起来是熊家正，可是兵部右侍郎钟南的收获也同样不小。甚至有不少官员认为，右侍郎大人才是此次行动的最大受益者。

仔细想想就能明白，大理寺卿虽然不如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那么有权势，可怎么也算是“九卿”之一啊。

刘东海做了钟南的盟友，那么在政法委系统，他就有了发声的机会。再加上要不了几年，钟南极可能会坐上一部尚书甚至更高职位，那个时候，这一派系就将是决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了。

尽管朝廷上下都艳羡不已，可是钟南却异常冷静，他知道，这一切只是皇帝的有意为之。皇帝希望扶植钟南上位，来对抗原有的旧势力；当钟南真正强大起来后，皇帝就会改变策略，开始玩平衡了。

尽管看得异常明白，钟南还是进宫叩谢了圣恩。眼下，正是他和朱翊钧的蜜月期，他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帮助皇帝的同时也壮大自己。

经此一战，右侍郎大人名声大噪，有些没有后台的中低阶官员，特意拿了名帖前来拜访。对于这些有心投靠之人，钟南都没有拒绝，他的打算是先尽数吸纳，再择优录取。

如今六部当中，兵部有钟南坐镇，吏部、礼部和户部也各有一个己方阵营的官员。刑部虽然没有小弟，可是真要有事，熊家正应该也可以说上话。只有工部，算是还没有打入内部。

虽然工部的地位不高，可真要想做些实事，工部还是能起到大作用的。钟南寻思着，得找个合适的时机，把工部这个短板给弥补一下。

除开六部的人马，还有大理寺这个部门算是被纳入了囊中，再加上言官系统新拉进来的几个人，钟南一系的队伍，如今好歹算是有了些规模。

投靠钟南的言官，是两个都察院的御史。由于亲身体会了言官的威力，所以钟南对这两人很是重视。

两个言官，一个叫做左思濂，一个叫做仲恺。两人都是刚上任没两年的新言官，爹不疼妈不爱的，看到钟南风头正劲，所以想着能抱抱大腿。毕竟万一碰上了事儿，有人在后面站台，心里也要踏实得多。

其实此时的言官，已经不如明朝开国初期的言官那么有地位了。再加上都察院又是个清水衙门，你让这些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男人们怎么办，就是想腐败也找不到门路啊。

言官们的任职要求本就不低，永乐以后，对御史和给事中的人选要求更是十分严格。一般来说，年龄要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过于年轻者缺乏办事经验，年龄过大者则没有朝气。

宣德时期，朝廷规定：新科进士不得直接授予科道官的职务；成化时期，又添规定：进士必须历任三年以上方可出任科道官；弘治时期则规定：举人出身者，必须历任六年以上且才行出众才能进入言官队伍。

初为言官者，无一不是报着尽忠职守的念头，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才会发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整个朝廷上下，此时都已贪腐成风，他们想要洁身自好，确实难上加难；何况，是人都要吃喝拉撒，都要走亲访友，单凭那一月五两的俸银，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论养家了。

如果是左都御史大人的嫡系人马，好歹还能有些额外收入。可要是你并没有靠山，那升迁无望不说，连平日里的生活，都很有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左思濂和仲恺，就是属于这种既没靠山，又没钱财的倒霉蛋。两人本以为做了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哪知除了得到些虚名之外，他们的日子和做官之前，没有丝毫差别。

这就让两人想不通了。寒窗苦读十几年，好不容易得了功名，又在地方上历练了好几年，费尽心力做了京官，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换谁他也不好受啊。

看看别人钟侍郎，虽然出身低下，却凭借一身战功，先是出任九边重镇的总兵，后来更是开了本朝先河，由武官改任文官。

不仅如此，人家做了侍郎之后，虽然官职并不显山露水，却是生生拉下了不少人物。先是苟御史因为弹劾他，而被当庭杖责；后面又有内阁大学士王锡爵，因为阻挠他当侍郎，被皇帝赶回老家；最近这一次，更是联手将刑部尚书汪仲华拉下马来……

有智者说过，当你打不过对方的时候，不妨换个思路，改为加入对方的队伍。同理，当你比不过对方的时候，也未尝不可以抱住对方的大腿，让他拖着你一起前行，省力不说，还可以更容易到达彼岸。

那些此时投靠钟南的官员们，无不都听过智者的名言。这也无可厚非，毕竟，钟南如今的势头确实凶猛，谁不想上去借借力呢！

钟南也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的队伍里都是些圣人。他的用人标准和某些政治家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只要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又没有太大的品性缺陷，那就是可以团结起来的同志嘛。

有了更多的同志们加入，钟南的班底越发稳固和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