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眯着眼睛，用自己的方式，像荷马那样凭着记忆，回顾峥嵘往昔。他切中要害：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有利位置出发，回顾了100年前的美国西进运动。他用自己的语言，真正的美国习语来讲述，绘声绘色、拒绝浮华，就像他曾经提到过的，在提顿山下，在“夜晚无尽的寂静”中，最后的自由人围着篝火讲的好故事一样。3]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会在不同时期憎恨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但他的文字——粗犷、犀利、倜傥不羁，带有哈佛的研究气息和犹他的童年烙印——有这样一种感觉：曾经就是这样（this was how it was）。

我父亲的青春记忆——是他悲哀和屈辱的成人生活的一片绿洲——鼓舞着我发现祖国的地理奇观。这是将我从枯燥的青春中解救的少数精神源泉之一。而德沃托正是教会我如何看待这些地理奇观的人。德沃托教会我以地理学的方式来理解美国历史，从而帮助我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理解美国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家书店里，我偶然发现了德沃托的作品，并立即被吸引，德沃托对于美国西部的热情和视角正好同我父亲的相一致。德沃托对于我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影响了我看待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方式。他是第一位告诉我美利坚帝国始于对美国西部地区的开拓——而不是称霸加勒比地区，或是众所周知地占领菲律宾——的作家。帝国的宝贵经验则是强调忍耐和克制，而不仅仅是扩张。

因为德沃托对于我——如何看待21世纪的美洲大陆及其命运同全球其他地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必要对他的作品做一些详细描述。而重温他的作品也为我最后一次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旅行做了间接的准备。

德沃托1897年出生于犹他州的奥格登（ogden），他先后在犹他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之后成为《哈泼斯杂志》（harper's）【1】的专栏作家，直到1955年去世。德沃托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西进运动，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利用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2】中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告诉美国人如何走出绝望。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宣传和鼓舞的方式，而是由于作为一位西进运动研究领域的专家，他有些像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3】和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4】那样博学和感性。德沃托证明落基山脉配得上同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部地区一样被特别对待。在德沃托1942年出版的经典之作《1846：决定之年》（the year of decision:1846）中，他在“朴素的远征”一章里讲述了美墨战争期间的一次远征：密苏里第一骑兵志愿队（first missouri mounted volunteers）从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出发，经新墨西哥的圣塔菲（santa fe），穿过5600多千米的草原、沙漠和山区，到达格兰德河（rio grande）。他甚至有将此次行军同2400年前的色诺芬（xenophon）远征相提并论的意思，当时色诺芬率领1万名希腊雇佣兵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出发，穿越安纳托利亚（anatolia），到达希腊。在古希腊和19世纪的美国，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或哲学上的建构，还是对重大磨难的有机反应，是士兵们每晚在月下所讨论的话题。将希腊古典研究运用于美国边境研究，德沃托的这种写作风格正好符合好友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5】对他的评价：“有趣”以及有一种对历史的“参与感”。[2]

德沃托写西进运动的时候，西进运动的历史尚不足一个世纪，而当时美国东海岸精英对其国家的关注还没跟上进度。因此，德沃托不只是一位地区作家，还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正如斯特格纳所说，德沃托的《1846：决定之年》是“危难时期的民族团结宣言”，其出版正值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中途岛战役。[3]德沃托骨子里深信——其程度或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征服大平原和落基山脉是打败纳粹和日本人的前提。但同时，他对必胜论的厌恶使他欣然引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6】关于墨西哥战争的悲剧描写：“美国将征服墨西哥，但它会像人吞下砒霜一样，转而倒下。”[4]在庆祝美国扩张主义取得胜利的同时，德沃托通过他的叙述坦诚地承认其中的道德观暧昧模糊。

德沃托从未离开过北美洲的土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写道，“我对于美国人民不断增强的信念——美国是事实上的两洋国家——感兴趣；这是我所谓大陆意识的发展。”[5]最重要的是，这使他成为一个地图狂人。“他将地图铺在客厅的地板上，”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7】回想起，“本尼【8】一边发表观点，我们一边从一幅地图爬到另一幅地图，直到我们的膝盖酸疼，但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奥加拉拉’（ogallala），‘小蓝河’（little blue），‘斯里福克斯’（three forks），‘象山村’（elephant butte）【9】，‘曼丹人、阿里卡拉人和黑脚人【10】的村落’（the country of the mandans，the arikaras，and the blackfeet）这样的名字。”[6]根据历史学家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11】对德沃托的评价，与其说他是一个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国本土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施莱辛格写道：“没有什么比看清法西斯主义的意图更能为德沃托的智慧带来声誉。他的性格和关注点——他对于美国历史乐此不疲，他不曾到美洲大陆以外的地方旅行，他对欧洲范例或同欧洲对比感到不耐烦——很可能使他倾向于孤立主义。但他从一开始就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利害关系以及美国对世界的责任毫不怀疑。”[7]

施莱辛格解释说：“从波兰被入侵到珍珠港被偷袭这段怪异且晦暗的时期，德沃托从未动摇他鲜明的看法。‘他们应该说什么？’1940年11月——珍珠港事件的13个月前——德沃托写到总统候选人，‘简单的、基本的、容易理解的东西……就像世界正在燃烧。除非你清醒过来，做点什么，否则美国将被烧毁。’”[8]

因此，整个美国的孤立主义者都在指责德沃托“歇斯底里”。[9]

施莱辛格补充道，尽管热爱大陆腹地，但德沃托“也被在这块相同的腹地上感受到的安全激怒了”，心脏地带的美国人躲在他们的“草丛和花堆”后面是“多么舒适和安全”，即使欧洲人正在遭受野蛮人的攻击，以致德沃托要“警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沾沾自喜和孤立主义”。这些警告是在1940年夏天乘车穿越美国的旅行途中发出的，德沃托的同伴——当时刚从英国剑桥大学完成一年研究生课程的施莱辛格欣然回想起。正是德沃托指导施莱辛格并教他美国西部的地理优势是如何将美国引向确切而又前所未有的国际命运的。用施莱辛格的话来说，德沃托视充满活力的、向西推进的美国为“救世主，将自己的自由制度传播给不幸的人们”。[10]德沃托主张人道主义干涉，而且不需要任何道德理念。他通过观察和深思大陆的地理条件得出了这个结论。他首先是个倾听者。美国西部的土地教会了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德沃托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学者，”斯蒂芬·爱德华·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12】后来写道，“他实地观察，徒步、骑马或者乘独木舟。他游历了他笔下人物所去过的地方，看到了他们所看过的，倾听了他们所说过的话，并为保护他们的世界而据理力争。”[11]德沃托是走在他时代之前的环保主义者，这更多是源于他对美国历史的深爱，而不是对于地球在美学意义上的爱。对于德沃托来说，西部地区的历史意义是解放，因为正是西进运动扩张到大平原，战胜了奴隶制度（因为缺水的美洲大沙漠无法支撑以棉花种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这位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得主——一位典型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在其晚年与在学术领域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13】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4】斗争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5】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可悲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人不再阅读德沃托的著作了。在越南战争后的学术界，将美国历史简化为罪恶的奴隶制度和“种族灭绝”的趋势没有给德沃托对19世纪美国西部表述清晰、研究扎实、内容完整的重现留下空间。

正如我父亲有益于时代又落后于时代，德沃托也是这样。

德沃托在他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书——《1846：决定之年》的开篇引用了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6】的话：“向东行迫于武力；向西行源于自由……我必须朝着俄勒冈而不是欧洲走去。”[12]

这里的俄勒冈指的是当时的俄勒冈地区，包括现在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按照德沃托和梭罗的意思，朝这个方向走，不是走向今天所认为的内向和狭隘，而是远离仇恨和旧世界的束缚，走向进步和自由。正是在1846年美国坚定地走上了这条路。这一年正值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17】担任总统，波尔克构想并密谋了美国领土的扩张，兼并了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中所购土地以西几乎相同大小的土地（俄勒冈地区、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以及当时知名的新墨西哥），从而征服了美洲大沙漠。

这位被称为“小胡桃木”的波尔克是何许人也？德沃托以他典型的充满激情的风格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对于地理保持着狂热，但他知道关键人物是怎样塑造历史的：

他曾是安德鲁·杰克逊【18】在众议院的代言人和政党领袖……曾被拔擢为众议院议长，并担任过田纳西州的州长。

但这种纽带关系也造就了其唯命是从、严守标准的特点。波尔克的头脑是僵化、狭隘、固执的，远不是第一流的。他由衷地认为只有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美国人，辉格党人要么被英国人愚弄了，要么收取了英国人的好处……他是傲慢、多疑、有城府的，没有幽默感，睚眦必报，并同间谍、恶棍来往。他是美国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政治家，到他总统任期结束时国家没有分裂但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

虽然他的心胸是狭隘的，但他的意志是强大的，他是有胆识的。虽然他是循规蹈矩的，但他的正直是绝对的，他不会害怕，不会被操纵，不会屈服。没人可以吓唬到他……此外，他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这是政府的第一要务，而且他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德沃托斩钉截铁地称，波尔克在1845年到1849年总统任期内的劲头和奋发程度可以比肩林肯之前的任何一届政府。在杰克逊和林肯之间，波尔克是唯一强大的总统，白宫能够代替国会统治美国。“这就是，”德沃托写道，“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3]

尽管波尔克对于西部的认知是“浅薄和不准确的”，但考虑到大陆温带地区的地理学思维方式，他还是足以完成使命的；他在思维方式上的顽固以及主张向西扩张的人们——他们甚至在看到西部之前就已经喜欢上了那里——的难以形容的精神能量都源于地理的力量。[14]而这种精神能量正是《1846：决定之年》一书所关注的。德沃托是一位民族和文化精髓的大师，他在具体的实例中小心翼翼地固守这些精髓，从而避免陈规旧念。命定扩张论是原始、残忍和贪婪的，但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运动，也是明确的时代意愿。显然，如果没有它，美国将无法实现20世纪在欧洲和亚洲的成就。

在早期，德沃托在对1846年的美国的全景式展现中，特别放大了斯蒂芬·福斯特的音乐。“他身后一百年，你只需弹奏《我的肯塔基故乡》（my old kentucky home）或《故乡的亲人》（the old folks at home）起始的几个小节，就可令所有美国人泛起对往昔的满满怀念，或是将所有听众——不论是入籍的捷克裔、美国革命女儿会【19】的成员，还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主教——紧密地联合在一个统一且了解自己的民族中。”德沃托的观点是，在他写作的时候，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没有像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那样悲观思考。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20】的诗歌当然不是悲剧，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21】作品的悲剧色彩也不及其忧郁的程度。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22】的《白鲸》（moby-dick）也只是初现端倪，不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文化。内战的蹂躏远在未来；而墨西哥战争的道德悲剧才正要开始。的确，怀疑——这种现代情感，是对上帝虔诚信仰缺失的结果——还没有出现。19世纪40年代仍是新教徒“露天集会”（camp meeting）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最可靠的情感路径是福斯特的歌曲——《噢，苏珊娜》（oh！susanna）及其“不朽的快步舞”、《金发的珍妮》（jeanie with her light brown hair）、《坎普敦的赛马》（the camptown races）等等。尽管正如德沃托所写，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被种族和地区矛盾分裂，但这也体现出一种“情感的共性”，纯粹而真实。我们是“一群直率的人，有着随时准备好的真诚泪水以及不能克制也不能保持的精力”。[15]这些人即将在墨西哥发动一场“没有预谋的战争”，同时在西部建立一个新的家园。这项事业夹杂着恐怖的罪行、狭隘的妒忌，甚至种族灭绝的本性。福斯特朗朗上口而又难以忘怀的旋律是这股活力和劲头的背景音乐。

德沃托又转而谈及山人【23】詹姆斯·克莱曼（james clyman）。克莱曼于乔治·华盛顿执政的179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的“一座庄园里，这座庄园属于华盛顿，克莱曼曾亲眼见过他”。克莱曼“在他加利福尼亚州纳帕的大农场去世，那年是1881年，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24】执政时期。克莱曼是一个闯荡西部的男人”。[16]德沃托就是这样书写地理的：通过个人以及那些巨大的客观力量。克莱曼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引起了关于落基山脉孤独和危险、印第安人战团，以及缺水——较东面森林和大草原的孤独和危险而言，落基山脉的这些不利因素是扩张的更大障碍——的讨论。现今美国人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仍体现出那些孤独的边境特点。美国贪婪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举国上下本能的、心照不宣的——在地球各个角落部署海军和空军，有时甚至是海岸警卫队——共识正是其标志。尽管公共用品是缺水的美洲大沙漠以及最近的城市化文化所产生的后果，但那些孤独的产物仍然在美国的行动以及外交政策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德沃托的作品提供了对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见解。他在20世纪中叶感知到了干涉与不干涉之间的对立状态。

在《1846：决定之年》一书中，德沃托用大量篇幅写了摩门教徒和印第安人。他形容摩门教是“福音派教义的大型滤污器。所有曾被美国的新教异端鼓吹过的东西——禁欲主义总是例外——都曾被摩门教采纳或宣扬”。一路向西对于摩门教徒意味着草原上的蚊子、响尾蛇，时不时地购买大篷车轮子，没有牛饲料，也没有足够的猎物。每一处营地都变成了一座医院。“但这是基督的教会。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他们将要获得自己的土地并逐渐建立起王国。”带领摩门教徒向西到达大盐湖的是杨百翰【25】，他给予追随者“安全、财富和力量”。德沃托称他为“美国最重要的殖民者”，因为他为美国占据了大盆地【26】。德沃托继续写道，摩门教徒是“一群勤劳坚强的家伙”，他们发现了“贫瘠荒凉的土地……要记住，在贫瘠土地上劳作而产生的热爱比肥沃土地所激发出的感情更深”。正是以这种方式，干旱的西部和被轻微污染的落基山脉的壮观地理景色，成了美国特征的标志（更不用说得克萨斯州——从第一批移民发展到现在的居民——有一种充满激情的占有感）。尽管存在“疯狂的教义”，但摩门教徒成了德沃托的人类形态工具，用以解释荒芜的西部——景观消失在闪着微光的远方——所引起的水平空虚感是如何产生影响并使身处其中的人仍然认定自己是美国人的。[17]

德沃托主要通过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的著作来描写印第安人。帕克曼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个苦修的婆罗门，为了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他于1846年向西出发，6月到达怀俄明州荒原上的拉腊米堡，这里被德沃托称为“以赛亚的沙漠”（the desert of isaiah）。帕克曼可能一直是古板和精英主义的，但他对所见的描述是第一手的也是一流的——他的日志充满了印第安人的方式、信仰和传统，因此不能轻易忽视。德沃托引用帕克曼的话来感叹印第安人：“非常凶猛、强壮、精力充沛和有男子气概！”然而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与身处的19世纪40年代格格不入”。他继续描述奥格拉拉（oglala）、阿帕奇（apache）、波尼（pawnee）、夏安（cheyenne）、科曼奇（comanche）等部落，解释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之所以是最凶悍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缺乏地理的保护和固有的疆界。[18]德沃托和帕克曼的描述都是具体和坦率的，但不巧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当今时代的敏感性。德沃托从不在文中使用现今常用的一概而论的“美洲原住民”一词，相反，他使用不同的带有具体特点的部落名称。帕克曼是实际居住在印第安人中的。德沃托本身是一个西部地区的人，在时间和自由生活方式上几乎比现在所有的非印第安人都更接近于印第安人。华莱士·斯特格纳在1954年出版的《跨越西经100度线》（beyond the hundredth meridian）一书中，大体上以更注重分析和悲剧的方式解释了这些问题：“工业文明必然会像碱液一样腐蚀部落文明……毁灭印第安人的主要原因不是政治的贪婪、领土的扩张欲或军事力量，也不是白人的病菌或朗姆酒。毁灭印第安人的是文明的工业制成品，钢铁、枪支、针头、呢绒，这些东西一旦拥有就再也离不开了。”[19]

德沃托在对那个年代似乎所有人——从波尔克到梭罗，到善变的南方煽动者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27】，再到伟大的落基山脉西部绘图者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28】等人——简洁而引人入胜的描写中，有时以残酷、花哨、电影式的方法重现了命定扩张论，它们最终凝结成了悲剧和救赎的故事。这段以“盐碱、灌木蒿、风和水”为背景的历史是现在上学的美国年轻人极其需要知道的，即使这段历史可能永远不会被教授或出现在大多数的教材中，部分原因是学术知识分子加强了审查制度。[20]

德沃托记述了1846年美国军队穿越荒凉的沙漠，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墨西哥，参加美墨战争的过程。这场战争是赤裸裸的领土扩张行为。他告诉我们美国人是如何陷入这场冲突的，美国人不完全理解这场冲突，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参与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正义的。

因此，这个年轻国家的氛围因1.7万人的伤亡而蒙上一层阴影。“这是在黑暗中向前迈步时一种虚弱畏缩的后退，一种来自低级神经而不是大脑的预感。有些东西已经偏离了准绳，根基已经动摇，开始摇摇欲坠。有些东西永远在美国终结了。”在墨西哥，美国已经失去了另一个清白的标志。于是，德沃托将美国内战作为他故事的补充说明。

按照德沃托的说法，美国内战是一场“昨天”同“明天”的较量：昨天是南方建立在棉花作物上的奴隶制和种植园文化；明天是工业化的北方和其对奴隶制的厌恶。在引用了林肯关于为什么“地理上讲我们不能分开”的话后，德沃托继续解释说：“林肯先生告诉他的同胞，获得西部地区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陆帝国，他告诉他们绝对不能允许‘昨天’将它巴尔干化。”[21]林肯对于西部地区的了解来自他在伊利诺伊州大草原以及沿密西西比河游历的经历，德沃托在20世纪中叶不得不重新教授我们这些知识。现在又到了重新教授的时代，因为技术诱导我们认为地理是无关紧要的。

《1846：决定之年》可被视为德沃托对于向西扩张——以及地理和实现向西扩张的人类原始欲望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粗线条论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穿越广阔的密苏里》（across the wide missouri）于1947年出版。此书将落基山脉的毛皮贸易作为写作的组织原则，以更狭小、更深刻、意识流的方式切入主题。书中，德沃托对比了林肯西面的大草原——这里是上帝之地，土地肥沃，足以供养一个大陆的人口——和密苏里河以西的美洲大沙漠，后者的干旱构成了美国新兴帝国扩张中最关键的不连续性。草原和沙漠都是平坦且没有树的，但是草原有水和茂盛的植被，而沙漠缺水，因此植被稀疏。草原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的自然延伸，沙漠是不管怎样都必须克服的障碍。事实上，征服沙漠是技术、社会和政府监督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都是德沃托大力支持的，即使他谴责被神化的边疆个人主义。德沃托从来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德沃托将美洲大沙漠，即现在被人熟知的大平原，同“鞑靼大草原”（the steppes of tartary）比较。开拓者们——在所有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中德沃托凭直觉感知他们的想法，以某种方式穿越了美洲大沙漠和落基山脉，以便到达土地更加肥沃适宜和“风和日丽”的俄勒冈——将这里比作肯塔基，因为他们爱上了它，尽管它远在千里之外，很少有人看到过它。[22]

在紧邻大平原的草原上坐落着异国情调的圣路易斯（st. louis），作者称其为“西部水域的女主人”（mistress of the western waters），密苏里河在这里汇入密西西比河。1883年，蒸汽轮船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圣路易斯有7000人口。“印第安人、捕猎者和探险家给鹅卵石街道带来了野蛮的色彩，他们都属于西部，早在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很久之前，他们就将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扛在肩上了。”[23]圣路易斯是19世纪早期和中期毛皮贸易的中心，从这里出发，毛皮猎人在密苏里河、普拉特河、黄石河和格林河等河流系统的帮助下，穿越大平原，越过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的最高山脊，到达另一侧，即今天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圣路易斯聚集了众多的人，这里的故事和冒险活动不比当时世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少，人们活着且满载毛皮而归，并准备再次出发。20世纪80年代，外国记者知道了类似早期圣路易斯的地方：白沙瓦（peshawar）和贝鲁特（beirut）。他们尝试从这些地方进入遭受战争破坏的阿富汗和黎巴嫩。

这里也有山人，他们通常与毛皮商人难以区分。他们每次远离欧洲文明数月，进入提顿山脉（the tetons）这样“巍峨峥嵘”的地方和斯内克河峡谷（snake river valley）这样“秀丽婀娜”的地方。正是通过他们，印第安人被纳入毛皮贸易，白人同他们交易毛皮和其他一些小装饰品。这使得德沃托忙于多篇有关这些部落的专题论文。弗拉塞德部落（flatheads）、内兹佩斯部落（nez perces）、乌鸦部落（crows）和特拉华部落（delawares）都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友好，而“日耳曼风格的”黑足部落（blackfeet）则是这些部落中最“铁血的”：

他们的骄横傲慢、他们的军事自豪感和恪守礼仪、他们对于荣誉一丝不苟而敏感的野蛮行径，以及石器时代心智下的幼稚喜好——身着华丽的制服踢正步——延续到了19世纪，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24]

在基调上，这与早几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部落的描述有点不同。这是带有种族色彩的冷漠无情，按照现代标准是欠妥的。这也是德沃托声誉上的污点。但他承认，印第安人是“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金融控制体系扩张的第一受害者，该体系侵占财产、操纵信贷、掠夺资源，将西部生产的无论什么财富都通过运河运往东部”。[25]

考虑到他丰富的信息量和叙述性的行文风格，更不用说他不曾减弱的激情，德沃托关于美国原住民的令人遗憾的观点根本不能构成我们遗忘和忽视德沃托美国西部经典著作的理由。他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游记作者，举个例子，他是这样描写缓慢前行的大篷车车队所处的环境的：

炙热的骄阳，钢白色的苍穹，褐色而呛人的沙尘漫天飞扬。因强光而眯起的双眼，眼睛因碱而泛红。碱所散发的味道就好像化学实验室里不可名状的污秽，但不足以掩盖高温下的鼠尾草所散发出的像松脂和树脂一样的恶臭——直到格林河刮来的风将沙尘暂时吹走，肺才暂时享受到干净、清爽的空气。对骡子顽固的咒骂声在天地间极其微弱。[26]

这是1836年的大盆地。确实，读德沃托的书时有一种曾经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只能通过文献知道当时的情况。因此没有德沃托的文献，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刚刚被征服的大陆在越来越小的世界中——的现状。

《帝国的进程》（the course of empire）出版于1952年，是德沃托“西部三部曲”的完结之作。它始于西班牙探险家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和弗朗西斯科·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de coronado）从墨西哥出发的第一次激昂的北上探险。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探险发现的重大意义，因为在北美大陆的温带地区没有黄金城市和大量原住民供他们掠夺，这里肥沃的土地需要辛勤的劳动才能有收获。三部曲的第三部以刘易斯和克拉克【29】看到太平洋为结尾，与西班牙人不同，他们对于自己的发现有完全的认识。在书的中间部分，北美的地缘政治被慢慢地认识。13个殖民地最初抱有的太平洋国家的幻想终究实现了，还连同一条从太平洋到达印度的航线。

“一个界定美国的事实是，其民族边界和帝国边界是相同的，”德沃托解释说，“另一个事实是，它是一个占据着非常连贯的——大陆范围的——地理单元的政治单元。”[27]美国的伟大，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和一个大陆融为一体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它的实现真的是由一个受帝国思想驱动的地理事件促成的，那一定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这也是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任务。正如德沃托所指出的，在1803年杰斐逊和拿破仑的领土交易之后，“美利坚合众国”（ these united states）在英文中的表达渐渐由原先的复数形式演变成现在的形式（ the united states），并后接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尽管后来爆发了内战，但大陆的充实有助于国家南北的统一。地理注定如此。

中西部草原的河流系统是德沃托论证这种天然统一的主要例子。美国可通航的内陆水路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要多。这可以说是其经济伟大的原始因素。“地图上的河流看起来像一片叶子上的脉络。迈阿密河、沃巴什河、伊利诺伊河、威斯康星河……俄亥俄河、中密西西比河，以及弓形流经大陆汇入密西西比河的密苏里河。”因此，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开拓者们发现，自己身处平坦的心脏地带，到处都有河流经过，“没有什么可以同其他东西分开……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家族、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情感习惯都交融在一起……土地的这种连续性和整体性……是一种向心力，一种统一的民族建构的力量”。[28]定居中西部草原消除了不同移民群体的差异，将他们纳入同一种民族文化，为探索并最终克服危险而浩瀚的美洲大沙漠和落基山脉在地理上的分裂，提供了基础。

已故的杜克大学学者路易斯·j.巴德（louis j. budd）写道：“在深入美国人性格骨髓的部分，仍然回响着大篷马车的传奇事迹，这使得现在的女性要求成为坦克指挥官和战斗机飞行员。”按照巴德的评价，没有人能像德沃托这样以“引起共鸣而又切中要害”的散文来表现故事。[29]然而，文学批评家们，尤其是越战后的那些美国批评家们，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过边疆文学——边疆与他们所处的都市环境差别较大，边疆文学开创性地强调实践，而不是思考或想象。边疆诠释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30】在长篇叙事诗《佩特森》（paterson）中的劝诫——这里“没有想法，只有事实”。[30]这与20世纪初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抽象派背道而驰。这是威廉斯本人的认可度不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31】和t. s.艾略特（t. s. eliot）【32】的一个原因，尽管他是比他们更优秀的诗人。由此，我们可以为德沃托被文学界遗忘做出最终的解释：因为德沃托对于西部的描绘就像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33】的插画一样，他们活跃而具体的实际经历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的刻画是平实的，反对任何理论化甚至反思。当然，就像洛克威尔是一位能力有限的画家（准确地说是插画家）一样，德沃托也是一位能力有限的作家。他当然不是很深刻，他不会以真正文学的方式带给你重要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当知识界快速朝着世界主义的方向转变的时候，他是一位民族作家。正如左翼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曾宣称的那样，德沃托很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人”。[31]但同许多高深之士相比，平庸的德沃托为美国文学和美国的自我意识做出了更伟大的贡献。尽管德沃托明显不是像他所反对的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34】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他具有一种对美国地理环境的敏感性，这非常切中美国现今的外交决策。

实际上，德沃托的世界观在他1932年出版的早期作品《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 america）中就有完整的体现。对吐温产生影响的经历——包括他伟大著作的核心——发生在19世纪中期有河流与草原的腹地。这个地方后来成为德沃托《1846：决定之年》一书的背景。密西西比河是北美大陆的大动脉，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沿岸生活展现了美国人性格发展中的“加速过程”。这是塞缪尔·克莱门斯（即后来的马克·吐温）亲自观察到的过程。为克莱门斯提供了最生动的早期记忆的“蒸汽船时代”，德沃托写道，“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即便这个时代的零零碎碎也是重要而有说服力的——不法之徒在海伦娜（helena）和纳奇兹（natchez）的窝点和所有水边的贫民窟；棚屋船以及船上漂泊的游手好闲者；载着药品宣传队、银板照相师、滑稽表演团……流氓、预言家、酒吧老板和嫖客的船，还有河岸边擅自占用土地的人与湿地上不可思议的人。这里是有自己秩序的小宇宙。”[32]

当时的一些文学评论家感叹，像吐温这样的天才也没有构建出譬如欧洲那样更丰富、更微妙的社会结构。对此，德沃托厉声回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年轻的克莱门斯亲眼看到的——密西西比河的广袤——更具文学财富和价值。尽管吐温在1885年的杰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描写了欺骗、卑鄙、残忍、种族主义和嫉妒，但他并没有像梅尔维尔在《白鲸》里那样，表现出对美国及其最终的悲剧性结局的幻灭之感。《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讲述了哈克和黑奴吉姆沿着密西西比河，趁着6月上涨的洪水顺流而下的精彩冒险故事。在德沃托看来，该书谈到的北美大陆的雄伟壮观，以及美国人头脑的精明是这个国家在未来——事实上是20世纪中叶情况最糟糕的几年——能够加以利用的。哈克乘着木筏，沿着后来“低纬48州”高速公路的方向顺流而下，德沃托写道：“丰满的冒险旅程完整地塑造出了美国。”[33]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评价德沃托本人。当思考我们在世界上必须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思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从何而来，因为北美大陆的开拓者还包括最近来自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的当代移民。这是理解美国同其他大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途径。德沃托同其他人一样了解它的轮廓。他的作品梳理了19世纪新兴共和国在地理方面的一手材料，是理解当今美国必不可少的。

【1】《哈泼斯杂志》是美国的一份月刊，创刊于1850年，内容涵盖文学、政治、艺术等多个方面。

【2】命定扩张论是19世纪美国人的一种信条，表达美国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所谓“民主和自由”的观念。

【3】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1915—2011），英国学者、作家，在世时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旅行作家”，著有《时间的礼物》《山林与水泽之间》等。

【4】劳伦斯·达雷尔（1912—1990），英国传记作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5】华莱士·斯特格纳（1909—1993），美国小说家、历史学家，被称为“美国西部作家掌门人”。

【6】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7】凯瑟琳·德林克·鲍恩（1897—1973），以传记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于195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非虚构奖。

【8】本尼是鲍恩对德沃托的昵称。

【9】“奥加拉拉”“小蓝河”“斯里福克斯”和“象山村”是美国的地名。

【10】曼丹人、阿里卡拉人和黑脚人是北美原住民的不同分支。

【11】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历史学家阿瑟·迈耶·施莱辛格的儿子，其作品《约翰·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获得1966年普利策传记奖。

【12】斯蒂芬·爱德华·安布罗斯（1936—2002），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前总统***和尼克松的传记的作者。

【13】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48年。他利用联邦调查局骚扰政治异见者和政治活动分子，收集整理政治领袖的秘密档案，并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由于他掌管联邦调查局时间过长且争议过多，现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为10年。

【14】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1946年，他依靠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他是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15】阿德莱·史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但皆败给***，被他的支持者称为“美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总统”。

【16】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他反对美墨战争，一生支持废奴运动，其长篇散文《瓦尔登湖》被公认为美国文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17】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795—1849），美国政治家、第11任总统。他在四年任期内，完成了对选民的四大承诺：降低关税、恢复独立国库制、解决俄勒冈边界问题、取得加利福尼亚地区。

【18】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首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

【19】美国革命女儿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治性的妇女志愿者服务性组织，成立于1890年，1896年成为国会授予特许状的群众性组织，其成员必须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爱国者嫡系后裔中的女性。

【20】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代表作是诗集《草叶集》。

【21】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22】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与霍桑齐名。他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开始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

【23】山人特指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美国西部的白人冒险家及开拓者。他们爱好和平，不为追求名誉或利益而探险，与原住民、白人，以及大自然和谐相处。

【24】切斯特·阿瑟（1829—1886），美国第21任总统。他原为詹姆斯·加菲尔德的副总统，于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统。他在任职期间签署了《排华法案》和《文官改革法》。

【25】杨百翰（1801—1877），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的正式名称）的第二任领袖，为躲避宗教迫害，他率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友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

【26】大盆地是美国西部科迪勒拉山系中的高原性内陆盆地。西为内华达山脉和喀斯喀特山脉，东为瓦萨奇山脉，北面是哥伦比亚高原，南边为科罗拉多高原。

【27】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1782—1850），美国政治家，曾任参议员、战争部长、国务卿等职。1825年至1832年连续任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的副总统。他是奴隶制的支持者，经常发表措辞激烈的反对北方干涉南方事务的言论，他还主张州有权力废止联邦立法。

【28】约翰·威斯利·鲍威尔（1834—1902），美国军人、地质学家、美国西部探险家，以1869年的鲍威尔地理探险著称。

【29】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804—1806）由杰斐逊总统发起，是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北美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领队为美国陆军的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和威廉·克拉克少尉。

【30】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坚持使用口语创作，诗风清新明快，代表诗集有《地狱里的科拉琴》《酸葡萄》等，1952年获博林根奖，1963年获普利策奖。

【31】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32】t s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14年结识美国诗人庞德，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1943年结集出版的《四个四重奏》使他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33】诺曼·洛克威尔（1894—1978），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插画家之一，作品横跨商业宣传与爱国宣传领域。他一生中的绘画作品大都经由《周六晚报》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的，如《四大自由》与《女铆钉工》等。

【34】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他的文学批评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影响，对美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确立，以及欧美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影响甚大。其代表作有《到芬兰车站》《三重思想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