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和购物中心像是夜晚出现的舞台道具。我紧紧闭上眼睛，奥马哈枝繁叶茂的北郊消失了。我想象在我面前的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转折从这个地方开始，这里是——到达更荒凉的大平原前——草原上最后的前哨之一，因为位于这里的正是冬季安营驻地（winter quarters）。1847年，詹姆斯·波尔克担任总统的第三年，148名摩门教开拓者从这里开始长途跋涉，到达犹他州的大盆地，最后到达盐湖谷。这发生在铁路开通之前，这些开拓者所遇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长途跋涉，用华莱士·斯特格纳的话来说，是“一场重要仪式，这个决定性的、全身心投入的、不朽的行动将引领”摩门教徒进入天国，进入锡安山。世俗主义者根本无法知道摩门教信仰的“原意”，更不用说对其展开想象。因为等待着他们的圣地不是在中东，而是在美国西部。上帝的介入为他们扫清了道路。河流结冰以支撑他们的马车渡河，鹌鹑从天而降，落向饥饿的开拓者，如同甘露落向以色列人一样。这些奇迹发生在摩门教徒所逃离的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爆发针对他们的屠杀、夜间袭击、谋杀、诉讼和其他迫害行为之后。密苏里州州长不就在1838年10月27日命令州卫队将摩门教徒“从本州消灭或驱逐”吗？[1]
一些加害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摩门教教义的核心是高度组织化，反对喧嚣吵闹的民主及其所强调的个人主义，而美国边疆恰恰是建立在民主和个人主义之上的。事实上，摩门教徒中，特别是在他们更加极端的分裂派别和其他分支中，往往充斥着暴力和堕落：不能容忍异议，被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偶尔发生的黩武主义和暴行吸引。我不会赋予他们或美国边疆以浪漫主义色彩。布坎南总统于1857年派美国军队前往犹他州征服他们。正如斯特格纳在《集聚锡安山》（the gathering of zion）中解释的，摩门教“颂扬服从的集体，而不是自由的个体……他们在大盆地建造的不是一个州，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它是“等级制、神权制和父权制的”。
然而，作为一支宗教族群，他们确实构成了西进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纪律性、组织性和系统性在“命定扩张论”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以他们如此强调共有和集体，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像美国人。他们可能正是采用这种具有严格约束力的集体策略来敲开美洲大陆最敌对、最缺水地区的大门的。甚至有人认为，只有摩门教徒才能在大盆地定居。摩门教徒沿着“逃亡”到大盐湖的线路修建道路、桥梁和社区。现如今在内布拉斯加州和附近各州，主要的公路和铁路都始于最初的摩门步道（mormon trail）。事实上在1849年，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道路有三分之一是摩门步道。在受限的条件下工作以克服极限，这是集体对个人的胜利。
在奥马哈北部的冬季安营驻地，摩门教徒离开了稳定的合众国领土，进入了印第安人的势力范围。火灾发生后，他们祈祷并迅速而悄无声息地躲进毯子中，如斯特格纳所说，他们只接受自己的卫兵和口令的保护。1847年6月27日，他们长途跋涉越过怀俄明州的南山口进入“庇护”之地。[2]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会将自己从异教徒中区分出来；事实上，他们正在为美利坚帝国开疆拓土，而个人自由与此完全没有关系。
2001年，摩门教尖耸耀眼的白色教堂在奥马哈北部拔地而起，以纪念当年的冬季安营驻地，这似乎表现出一种对行为和信仰的极端清洁，是一种不同于纯洁的东西，是宗教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几周后我会前往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它拥有2.7米厚的花岗岩墙壁，由摩门教大礼拜堂、大会堂、会议中心、历史博物馆、两个图书馆、两个游客中心和雄伟的行政大楼组成——所有这些建筑都矗立于被悉心照料的花园之中，摩门教徒微笑着祝愿每位游客都将拥有美好的一天。这种惊人财富所营造出的氛围是奋发努力、企业模式的宗教团体的产物。这绝对是最黑暗化的美国风格。
你不禁想到了征服西部所固有的狂热。尽管“命定扩张论”这一传统观念蕴含着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但是我们必须铭记那些难以启齿的杀戮和对原住民文明大规模的灭绝。对于信念的狂热达到这种程度可能有其阴暗面。即便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杀戮和强行的重新安置，摩门教徒也是这项帝国事业的中心。然而，如果美国没有征服西部，从而成为两洋大国，那么难以想象现在的世界将是怎样的。我并不是在为此辩解，而是又一次指出了其中的道德困境。美国能够成为现在的样子，摩门教徒做出了远超其占总人口比例的贡献。但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在盐湖城，曾占据天际的摩门教教堂消失在附近的高层酒店和富丽堂皇的写字楼中，而教堂广场对面是一个购物广场以及巨大的“诺德斯特龙百货”（nordstrom）的标志。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落着生产精酿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酒厂，它们的顾客是身材苗条的年轻人，穿着打扮和纽约或欧洲大城市的年轻人无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本地从事软件行业。这座由摩门教领袖杨百翰（brigham young）于1847年建立起的城市如今是全球国际化网络——及其一切所谓罪恶——的一部分。我这次旅程所看到的美国正处于融入世界文明的最终转变过程中。地方独特性正在慢慢消失，这使得把握其过去和地理环境的真实情况变得更加重要了。
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以西，地面明显地逐渐向上抬升。视野更广阔了，空气更稀薄了。有一则变革的传闻。一些事情已经发生。小麦开始排挤玉米和大豆。第一座巨型灌溉枢纽出现了，由于地下水开始干涸，河渠的水量突然减少，成了间歇性的小溪。州际公路的限速提高到每小时120千米，道路笔直。80号州际公路位于有150年历史的货运和骡马线路之上，通往摩门教和印第安人控制的地盘以及淘金潮地区。我来到了普拉特中央谷地（central plate valley）。
普拉特河的北面是摩门步道，南面是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和驿马快信（pony express）的道路。横贯大陆的铁路从这里经过，比如如今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旅客们的汽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18轮大卡车。这些18个轮子的车要比东部地区的长，拥有更宽的轴距和更大的驾驶室及货厢，经常用于运送牛肉和谷物，两名司机可以交替使用驾驶室内的卧铺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卡车。现在你进入了真正的西部，公路、水路密集的主干网络和人口节点消失了，剩下的道路和河流成为东部连接人口稠密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重要交通命脉。艾奥瓦州有大量的树木、黑土以及充满活力的绿荫，这意味着人类的染指——随着道路蜿蜒起伏——几乎是不可挽回的。南北方向上的地理环境已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东西方向上的，天空扩大了，云则更加贴近地面了。
我迷上了18轮大卡车。我记得我父亲的疲劳就源自每天开整晚的车。对他来说，带我们长途旅行当然是一种牺牲，因为不得不在休假日开更长时间的车。
风刮起来了，而且在持续。由于缺少明显的地理环境特征，加油站的招牌会在你双眼肿胀、布满血丝的时候突然出现。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科扎德（cozad）跨过了西经100度线。公路的每一段都是专门为武装部队设计修建的。几乎每一块历史标识都是关于保护铁路、电报线路和驿传线路免受印第安人侵扰的军队要塞。我稍后读到的一块标识讲述了“开拓者和殉道传教士”纳西莎·惠特曼（narcissa whitman）为人熟知的故事，1836年她沿着普拉特河北岸骑行，“成为第一位穿越美洲大陆的白人女性”，1847年她与丈夫马库斯在华盛顿州的沃拉沃拉（walla walla）传教时被“卡尤塞印第安人（cayuse indians）杀害”。（那里的印第安人因白人将麻疹传染给他们而理所当然地愤怒了。）这些英勇无畏、激励人心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坦诚而详尽地写出来，我读起来很痛心。这里讲授的古老历史如今已不常出现在大中小学的课堂上了，其中西部的故事被简化成暴行。确实，历史研究是打败民族沙文主义的必要条件。我们了解的历史越多，过去的情况就会越详尽，我们就可以更现实地对待它。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有用的历史，就不可能积极地影响地缘政治。我们如果不能从过去获得灵感，我们如何知道去往哪里？学院派造成了很多破坏，而不是充分的启发。我们需要适当的平衡。
我还随身携带了一本受到尊崇的书——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 prescott webb）于1931年出版的《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它比德沃托的大作《1846：决定之年》早出版了11年，德沃托也受到了该书的一定启发。终其一生于得克萨斯州的韦布有一个主题：大平原是解开奥秘——美国是什么和美国能够成为什么——的关键。“大平原环境的显著气候特征……是缺乏最基本的气候要素——水。”韦布认为这种缺乏不仅包括动植物的生命，也包括人的生命和人的活动。因此，美国地理的主要分界线是横贯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西经100度线。从这条看不见的线往西，直到太平洋沿岸各州，在这片平坦而单调的大地上，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08毫米。干旱的西部就是这样划界的。而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矮草取代了高草。这条经线以东，一直到大西洋，一路树木葱郁；以西则是光秃秃的，当然靠近太平洋的西北部是明显的例外。拥有封闭式全景的南北景观让位于广阔的东西景观。大草原上极度均匀和快速的风如同海边的一样强烈。然后韦布详细地介绍了平原上风的类型，比如钦诺克风（chinook）【1】、北风和暴风雪；如同德沃托的书一样，这是一部解释美国命运的地理学著作。[3]
大平原适合吃矮草的美洲野牛，在欧洲文明到来之前，个别种群的数量一度达到数百万只。印第安人依赖于美洲野牛，后者满足了前者“衣、食、住”的需求。大平原塑造了印第安人游牧、非农业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抗欧洲文明的勇敢坚持。印第安人和大平原一样没有适应18世纪初引入的马文化，又一次是地理的缘故。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科曼奇族人（comanche）、夏安族人（cheyenne）、苏族人（sioux）等等——就像缺少木材和水一样，是阻碍欧洲人定居的重要因素。[4]
美国的历史取决于开拓者适应大平原，即他们一开始所认为的“美洲大沙漠”的历史——通过阅读韦布的著作——这一观点变得清晰。确实，美国从东部到西部的地理取向是成功的奋斗在观念上和制图上所催生的结果，并伴随着一代代国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俄勒冈小道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不在于吞并俄勒冈地区——其境内众多地方水源丰沛、树木茂盛，同东海岸相似——而首先在于实际到达了俄勒冈州。
韦布提出观点——大平原阻止了奴隶制的传播，并预测了南方邦联的失败。正如韦布所解释的，“内战冲突各方的主要差别和分歧是经济上的”。南方体系是以“种植园及主要农作物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北方体系则基于“小农场、自由劳动力和新兴的工业”。在1812年战争结束之前，这两个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之后的头二十年里，它们之间的竞争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只要两个体系能以同等的速度向西推进，平衡就会保持稳定，对抗就会陷入僵持局面。尽管总体来说大平原是开拓者的障碍，但“它对于南方的阻力要大于对北方的阻力”。无论多么艰苦，北方体系能够适应干旱；南方的棉花文化则不能。因此奴隶制是注定要失败的。[5]
韦布写道，大平原，特别是以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为中心的南部大平原也发展出了牛仔传统，大平原为牛仔在大范围内管理大量牛群提供了完美的自然环境。我们所熟知的牛仔文化是出现在干旱和树木稀少的地区的，包括马、套索和六发式的左轮手枪。在半沙漠的广阔地区，由于干旱，人口稀疏，人与人距离很远，人们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西部边疆居民的基本要素和根本态度。韦布解释说：“过去的西部人除了无畏，别无选择。”[6]是的，勇气也是由地理塑造的。地理是如此的空洞和可怕，它本身鼓励了一定程度的冒险行为——这成为美国人性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从未有任何事物像大平原一样震撼了盎格鲁——欧洲人，并改变了其性格，大平原为其提供了一种看待自然世界的视角，这是在大西洋的两岸从未发生过的。在欧洲和东部各州，以及在草原上（虽然程度较小），良好的地理条件，以及河流、港口和安全感，促进了高雅文化的发展。但是在树木稀少的美洲大沙漠中，西部首先被认为是壮观的、危险的和浪漫的。就我们所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这种新视角诞生的。这样的地理环境让人感到孤独、敬畏、兴奋和抑郁。只要看一看1890年的美国铁路地图，就可以了解到人们灵魂变化的深刻程度。在西经98度线或西经100度线的东面（随你挑），地图上几乎都是黑色的铁路线；在经线以西，降雨量骤然减少，铁路线也跟着停下且极为少见。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处于黯淡的东部和光明的西部的交叉路口。
听听韦布的话：
最重要的事实是，西部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东部的延伸。虽然“现在的根源深藏于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结果是相同的，或者说，西部的结果与东方的结果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公式会破坏历史上的可变量，并使之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在历史上，差异比相似之处更为重要。当我们对这些部分进行比较研究时，呈现出的主要事实是以对比一词来表达的。[7]
清晨6:00的早餐，闻到了煎培根的味道。汽车旅馆中形形色色的客人，全部都是外地人，以一种近乎兴奋的情绪相互问候。清晨的芳香意味着新的一天，一切都在期待之中。到6:30，在与巨型加油站和州际公路毗邻的停车场上，货车、房车和城市越野车开始发动。行驶在路上的美国人是最自我，也是最可爱的。美利坚是闲不住的国家。冒险主义无论好坏，都与乐观主义相伴。
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不是实现职业成就，而是一种更持久、更强大的东西，跨越了遥远的距离。自三周前离家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到达太平洋海岸的目标似乎并不遥远。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进入了山地时区【2】。一块历史标识显示，从1841年开始，数十万移民以及其他一些人曾沿着同一条路线前往西部。从这里开始，道路和山口本身就是遗迹；同东部相比，它们很少是修建的。烟囱岩——自谷底升出91米，相距数千米都能看见——是一座砂岩，它的顶峰是由黏土以及更多砂岩和火山灰形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倒置的漏斗。这一地质现象在这里被尊崇为爱国主义象征，因为它是前往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以及沿摩门步道迁徙的开拓者们的交汇点。在全球旅行的喷气式飞机时代，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座遗迹为19世纪前往西部的移民带来的力量——他们自艾奥瓦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出发，在辚辚的马车上经历严寒和酷热，已经走了724千米。自18世纪末以来，福吉谷的地理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里没有。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美利坚民族残酷无情的鲜血和土壤。
开拓者将麻疹和霍乱带给了苏族拉科塔部落（lakota sioux）和夏安族，后者只是在白人定居者的涓涓细流汇成洪流后才开始反对移民的。本土文明是同环境息息相关的。它是有效的。这高原之上纵有成千上万的野牛，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可怕的缺失感，特别是当你静立不动，集中片刻注意力注视着这片空旷之地的时候。严重的罪过如鲠在喉。通过指出先进的工业文明取代本土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你试图吞下它但又无法做到。然而，你还是要呼吸的。美国——为在这里犯下的罪行——赎罪的唯一方式是利用征服大陆后得到的力量，继续在世界上行善。东部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拥堵且人员密集，缺水的西部拥有广阔的空间和相对较少的交通道路。正如德沃托在其著作中巧妙展示的，征服西部是一个帝国无可争议的冒险尝试。即使最开明的帝国也是残酷无情的。
我正在26号公路上，沿着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河向西行驶。随着高原逐渐隆起，车辆和住宅几乎都消失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除了燕雀和鹨鸟的刺耳叫声。受风雨侵蚀的岩丘耸立在长满矮草的高原之上。荒野中的浅沟标示出俄勒冈小道的马车辙。尽管我知道杰布·布什因对于伊拉克战争的错误表述而在媒体面前备受煎熬，但每次我在商店和加油站前停下来时，都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政治的对话。杂货店柜台的人们在谈论“麻烦之树”（shit tree）沙枣树在北普拉特河沿岸——棉白杨和红香杉才是本地树种——造成的损害。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持续不断地一趟接着一趟，它们行驶的方向与我相反，将怀俄明州等地的煤炭运往东部。你们总是能读到一些关于风能和太阳能的东西，而我将在遥远的西部看到一些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站。但煤炭是旅行者眼中的主角。我们仍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化石燃料时代，即美国充当霸主的时代。
然而，即便如此空旷，经济和社会分裂的早期迹象也没有停止。即使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西北边陲地区，也有一两个餐厅供应精选配料的希腊沙拉和各式红酒，人们独自或成双成对地坐在里面，安静地摆弄着智能手机；手机营造的虚拟世界成了他们的归宿，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其中传递所有的忧虑和恐惧，而他们每晚真正睡觉的地方越来越不真实了。而在其他地方甚至没有连锁餐厅，水准在连锁餐厅之下的餐厅只能供应流水线式的粗制食物，它们的顾客主要是一贯礼貌且有相同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他们会谈论牛群以及遇到的育儿问题和收支问题。我在这些城镇看到的许多住宅都是就地固定的移动式住宅。在这里有一丝转瞬即逝的感觉（不是和智能手机相关的那种虚拟的转瞬即逝），人们使用现金，硬币仍然是很重要的，即使是这空旷和令人惊叹的地理环境也会让你渴望亲密和永恒。
我所推崇并伴我旅行的第三本书可以算是承袭前两本书。这本书是华莱士·斯特格纳在1954年出版的《跨越西经100度线》，此书是向德沃托致敬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韦布的启发。我认为美国权力的基本原则及其用处是这三位在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即使这并不是他们打算做的。他们只是在19世纪的意义上学习地理学——因为地理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起点——这通常比20世纪的政治学方法论更具启发性。他们的书构成了准则，如若没有，美国在全球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就更难理解了。
后来的华莱士·斯特格纳被公认为伟大的小说家，但我认为《跨越西经100度线》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因为此书充分确立了他西部问题专家的声誉，他比东海岸的精英更深刻地理解他的祖国因何而强大。他在第三页写道：“整个大陆内部巨大的凹形地区证明了地理的统一效应，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向着中心，而不是被中央山脉分离开来，人们不会像欧洲那样被分在数百个部落和国家，而一定是一个。”[8]是的，他在这里进一步阐明了德沃托在《帝国的进程》（于1952年出版）中的研究：地理仅仅在北美温带地区产生作用，在欧洲没有产生相似的作用。在这里起作用主要是因为平坦的心脏地带纵横交错着复杂的河流水系，与俄罗斯那些南北流向的大江大河不同，后者在广阔的土地上没有垂直相交，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心脏地带对横跨欧亚的土地的控制。我们大部分的相对力量来源于亿万年前地球演变出的自然形态。
斯特格纳从而明确了林肯——出身于大草原而自骨子里产生——的想法：大陆在地理上基本统一之后，在此之上必须建立政治统一。斯特格纳在书的剩余部分叙述了在地理上统一美国干旱的西半部分所产生的影响。他直接对比了两种景象。第一种景象来自安德鲁·杰克逊老友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的构想，建立在富饶大陆上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权力没有受到限制。第二种景象基于军人、探险家、西部地理学家约翰·威斯利·鲍威尔少校（major john wesley powell）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以他的实际观察为依据的，所以他明确提出，由于美国西部的大片地区缺水，发展必须严格控制。换言之，尽管地理赋予了美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能做的和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无限的。美国地理讲述了一个有限的约束和永无止境的地平线的故事。
斯特格纳的书证明鲍威尔的眼光是正确的，因此鲍威尔成了故事的主人公。鲍威尔是19世纪中叶西进美国的化身，他的童年在迁徙和潦倒中度过，从纽约顺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来到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1862年，夏伊洛战役期间，在内战中为联邦而战的他失去了一条小臂。斯特格纳写道，缺陷“对鲍威尔生活的影响就像一块石头掉进湍急的小溪里对河道的影响一样。像他这样的速度，仅仅能泛起一点泡沫”。鲍威尔一生中最伟大的壮举——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使他对西部山区的危险性和限制性有了一个哲学取向——即他1869年从现在的怀俄明州出发，顺着格林河和科罗拉多河水系，穿过整个犹他州，到达亚利桑那州，这在当时是西部勘探最少的一大片地区。这些河流的精确走向还是未知的，大盆地地区在地图上一般都是“空白”的。[9]
险滩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与繁重的陆上运输路线紧邻的威严景象是平顶山、破碎的岩石、朱红色的峡谷和“奇形怪状的沙漠侵蚀”。鲍威尔的同伴以变质的熏肉和发霉的糕点充饥，以劣质的水解渴。现在构成犹他州国家公园并吸引数百万游客的地区是曾经绝对的孤独、危险和恐惧的地区，就像身处也门任何地方和沙特鲁卜哈利沙漠（empty quarter）的感觉。
斯特格纳写道：“1869年7月6日，一行九人从位于尤因塔谷地（uinta valley）的文明社会的最后据点投身到未知中。8月30日，六人活着回来了。”[10]
他们揭开了美洲大陆上最后一块大的拼图，这块拼图缺少第一手的调查。“科学知识躺在表面，就像其中一些谷地的苔藓玛瑙和碧玉晶球，准备好被捧在手里，”斯特格纳继续写道，“鲍威尔已经在上面留下了痕迹。山岳、溪流和丘陵由他及同伴命名。”一页历史性篇章始于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的19世纪初，70年后，“低纬48州”的地图勘探已基本完成。[11]
在随后的几年里，约翰·威斯利·鲍威尔在华盛顿方面设立机构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机构旨在研究和规范对干旱西部的开发和移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联邦政府的官僚权力来源于地质勘探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森林管理局、海岸与陆地测量局、国际标准管理局、矿务局和垦务局——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勘探贫瘠的西部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如果美国是从西向东拓展，而不是从东向西，一个更加集权的独裁政府将会执掌政权。美国自由之所以出现，部分是因为水资源丰富的13个殖民地几乎不需要调控。大自然的丰沛也延伸到了大草原的深处。艾奥瓦州的可耕地比例接近100%，而犹他州的可耕地只占全部土地的3%。因此，开拓者不能简单地占领犹他之地并使之繁荣。集权的政府当局所出台的严格指导方针要求他们兴旺发达。
鲍威尔的土地调查信息产生一个悖论：尽管落基山脉西部存在拓荒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氛围，但这里的极度干旱条件要求公众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鲍威尔的远见卓识意味着放任自由的终结，他所强调的对农业灌溉的集中管理将极大地增长华盛顿政府的权力。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从西经95度线到太平洋，“开垦，”斯特格纳写道，“已经重制了西部的地图。”庞大的人造大坝项目（胡佛水坝、大古力水坝和邦威水坝）、开凿运河、人工蓄滞洪区和水库（最著名的米德湖）几乎改变了美国一半的地理环境。[12]
西部宏伟的地理环境可能“超乎想象”并“粉碎预言”，产生了一种美国伟大的感觉，如果西部仅仅是东部在地理上的延伸，那这种感觉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不在同一程度上）。[13]然而，斯特格纳对于鲍威尔一生的叙述表明，西部地理环境——超乎景色优美的幻想——中的危险、极限和真实情况会让人害怕得大叫。虽然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拒绝认领这样的命运，北美大陆的物理特征以及开拓者们适应它们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命运的存在。我们不能总是做我们想做的事。其他因素也影响着我们的结果。因此，约翰·威斯利·鲍威尔成了斯特格纳、德沃托和韦布这类人的终极美国英雄。对于鲍威尔来说，只有物理事实和实际情况是不证自明的。
在内布拉斯加州和南达科他州的边境地区，异常壮丽的奥格拉拉（oglala）和水牛峡国家草原（buffalo gap national grasslands）分裂成了低矮的山岳，苏族的拉科塔人因其覆盖着深色的松树和云杉而称之为“黑山”。我通过一个大理石纪念碑入口——很像在华盛顿的名胜古迹——然后穿过露天的挂着50个州以及海外领地旗帜的石柱廊，每个州的名字和加入联邦的日期都刻在方柱上。最近的移民，从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来的老兵以及许多其他人正朝着观景台走去。声音安静得几乎到了寂静的程度。大家的目光望向山顶，那里有四位总统如神像一般的18米高的花岗岩头像，用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的话来说，“我们尽可能在靠近天空的地方”雕刻他们。
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博格勒姆在这里开始工作的1926年是美国独立150周年，而这是当时最伟大的四位总统。花岗岩确保这些雕像至少可以完好保存1000年。当我驾车穿越北美大陆驶入这片旷野时，亲眼看到拉什莫尔山给我带来的冲击是看它照片所没有的。拉什莫尔山引起的震撼正是因为它的位置，它不在国会山，而是位于西部的山顶之上——原本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所包括的一部分。它承载着大陆的希望，这是先驱者乐观主义的结果。而这种乐观主义又是由民主政治和欧洲精英体系的瓦解所驱动的，这四位总统为开创和保障它做了很多工作。华盛顿和杰斐逊所开始的美国故事的高潮更多是在西部而不是东部。
这些雕刻的尺寸超过常人，但很奇怪，它们没有给人压抑或者图腾的感觉。它们不会让人害怕或是想起一些暴虐的力量。这些总统眼中的，是光明而不是黑暗。似乎每个人都在展望未来。博格勒姆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法西斯倾向众所周知，他可能想创造一些神话和英雄主义而非民主的东西，又或者是两者兼具的东西，尽管他个人的思想不堪，但是这位雕刻家的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和它的历史在这里步入神话，但这个光明的神话中存在着一些悲剧的视角，至少黑暗降临到了这些山上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英国出生的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写道，“摩崖雕刻是通过能想象到的最有力的修辞、人类至上和对自然独一无二的占有”而表现的。换句话说，它是关于统治的。沙玛就艺术价值将博格勒姆同纳粹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3】相比较。沙玛认为“国会乏味而常常琐碎的争吵比山一侧四座巨型的花岗岩雕像”更好地代表了美国的民主。对于沙玛来说，博格勒姆靠着多山的“北美大陆屋脊”雕刻了这些巨像，恰好有意或无意地传递了“美国的真正本质：领土扩张”。[14]当然，就艺术价值而言，沙玛贬低博格勒姆是很正确的。但拉什莫尔山无法满足审美鉴赏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它是没有价值的：我父亲非常喜欢的约翰·菲利浦·苏萨所创作的振奋人心而气势宏大的进行曲自然无法企及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作品，却能激发出健康的爱国主义情感，博格勒姆的雕刻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会单调乏味的工作方式可能是一个比拉什莫尔山更好的民主纪念碑。但是像国会这样的机构——以及其全部僵局和不尽如人意但又必要的妥协——不能经常激励普通人。拉什莫尔山是必要的。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在看过它之后，人们会对自己的国家感觉更好，仅此而已。究竟是谁将拉什莫尔山当成一件艺术品的？它存在于艺术之外，并不是更大或更好的事物，而只是另一个范畴。艺术批评，就其性质而言，无法解释地缘政治；所以，我要问问，没有美国“领土扩张”——尽管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样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整个世界就会更好吗？
与此同时，在南达科他州基斯通（keystone）附近的旅游黑店里，许多服务生来自乌克兰、印度、尼泊尔等地。他们正努力留在美国——是的，这里仍然是机会之地。然而在观景台上则是低声细语和完全的缄默，这里的游客包括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他们闲扯聊天、交流争论，告诉别人他们为了到达这里走了多远、经过了多少州。停车场的车牌来自全国各地。蜿蜒曲折而又破败不堪的基斯通就像是位于古老朝圣之地的巨大旅馆。附近巨大的纪念碑向他们展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
在这里我看到了我旅行的弧线。它有一个目标。用数周时间从大陆的一端缓慢驾车到另一端一点也不奇怪。基斯通确切地告诉我我在做的事情，因为我所寻找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
美国在世界地理史上的地位是什么？从北达科他州西部到怀俄明州东部的路上，我要求自己观察波浪起伏而又令人屏息的灌木蒿草原。正如我所提到的，美国是欧洲人在启蒙运动期间及之后所定居的最后一块资源丰富的温带地区。北美温带地区也是最大的地理边缘地带，受大洋保护而远离欧亚非“大陆岛”，后者被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4】称作“东半球”。欧洲文明在这里处于完美的、受保护的状态，这里还有大量的内陆水道和规模之大尚未在其他地方发现的自然资源。自林肯平定南方叛乱以来，这赋予了美国在历史上不为人知的潜在的地理和政治力量。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和亚洲的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而美国却毫发无损，这印证了地理对美国的眷顾。美国人——尤其是他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成为受害者而轻视地理，即使他们自己的过去和历史遗迹与之有很深的关联。在波兰、罗马尼亚、菲律宾、越南以及我作为记者到访过的其他地方，我总是听到“地理是我们的噩梦”的哀叹。在这里则没有——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藏、广阔的原野和提供保护的大洋。这些上天恩赐彻底改变了欧洲殖民者的政治、心理和哲学观念，使他们转变为美国人，而大平原则提供了最生动的例子。
但是，城市化、科技进步、人口绝对增长，以及国内外诸多其他变化的结合对地理优势的削弱速度，要远远超过风雨对花岗岩纪念碑的侵蚀速度；美国被迫依靠自身的特质，一种有好有坏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竞争越来越不利于美国。是的，科技确实缩小了地理上的距离，使其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脆弱。敌人能够以一种他们此前不可企及的方式对付美国，迫使美国越发身陷世界事务中。但数天驾车穿过这高海拔的半沙漠地带，让人感觉外面的世界是多么抽象和遥远。除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一场惨烈的战争、一场横行的瘟疫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许多美国人对外界危险——这是美国政府每天必须应对的问题——缺乏具体的了解。
在怀俄明州拉腊米堡（fort laramie）一家闷热的单间餐厅里，摆放着一个真人大小的女战斗机飞行员纸立牌，告知现役军人享受九折优惠。正如我所说，公路所及的西部各处都对军队表现出热忱。老兵一路上随处可见，他们骄傲地戴着有黑色和金色字母——表明他们曾参加过的战争或是服役过的舰艇和陆上部队——的球帽。在西部，柜台上的零钱罐不是为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设立的，而是为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5】设立的。伊拉克战争可能不受欢迎，但伤亡人数只加深了公众对军队的热爱。与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数百万人不明原因地死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国家要么同纳粹合作，要么保持中立——不同，具有边疆和移民社会特征的美国人同他们在世界数个国家的驻军联系紧密。世界主要强国中最牢固的军民关系，在根本上让美国能够维持高额的国防预算，进而在海外展示出咄咄逼人的姿态。在欧洲，尽管受到恐怖主义、海上难民、分崩离析的中东邻居和沉迷于复仇的俄罗斯的威胁，军队经常被平民看作穿着滑稽制服的公务员。而美国军人则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虽然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美国受到的威胁较小。因为美国的历史是从福吉谷向前推进的，因为美利坚对于边疆经历的记忆保存在西部的环境中，因为——如福克纳所想——南方是北美大陆最后一个清除森林的地区，从而保持着尚武的文化，所以美国人对他们军队的依恋是近乎浪漫的。军队也在征服着领土。
拉腊米堡原先是1835年建造的一圈杨木围栏，位于大平原西部边缘的拉腊米河和北普拉特河的交汇处，紧靠落基山脉山脚。经过一系列土坯结构的扩建，这里最终成为向西扩张的十字路口和跳板，并在19世纪晚期的印第安人战争中充当军事行动基地。印第安人、皮毛商人、山人、传教士、淘金者、牛仔、开拓者、自耕农、驿马信使、摩门教徒一度在这个贸易点和进山的安全小道上打照面。弗朗西斯·帕克曼从这里开始他对印第安人生活的旅行调查和著述，这在德沃托的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和评论。有证据明确显示在西部地区，因印第安人暴力致死的白人移民人数，不足白人移民死亡总数的2%。在拓荒潮变得太大而难以忽视之前，两种文化都害怕公开的战争，但是黑山附近的印第安人土地上发现了黄金，情况因而恶化了。其实，拉腊米堡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定居点而不是一座边境贸易站。这里建有士兵营房、军官宿舍以及舒适的仿维多利亚风格的外科医生住宅等等。一份证据将这里称作西部移民开拓者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6】。这座海拔超过1219米的边境贸易站饱受狂风摧残，实际上仍然是一块偏远的地方。即便是在今天，高原的边缘地带似乎仍然难以征服。
开拓者们把高原比作干燥的陆上海洋。随着我向西驶去，海拔高度继续攀升。这片海洋变得越来越汹涌，在长长的褐色和浅绿色的浪卷中缓缓进入云霄，而灌木蒿则是唯一显眼的植被。云像烛烟一样消散了，地平线上出现了铁红色的砂岩脊，遥远的距离清晰可见。我将在怀俄明州220号公路上经过阿尔科瓦大坝（alcova dam），那是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很快，栽着常青树的低矮而昏暗的群山突然变成了雪白的花岗岩尖顶。经过这浩瀚骇人之地，抵达富饶而安逸的俄勒冈，或是像摩门教徒一样，抵达更荒凉、更不适宜居住的犹他大盆地并定居那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成为近乎掌握命运的民族。华莱士·斯特格纳、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和其他人注意到，自清教徒开始，涌入北美荒野中的欧洲移民常常将地理与希望本身等同起来。
历史标识、当地宣传手册和怀俄明州酒吧、餐馆菜单中的缩略史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摩门步道的开拓者称为“移民”。定居西部意味着——几乎与从欧洲横渡大西洋一样——危险、孤注一掷的冒险和彻底的文化适应。与带有旧世界偏见的仅仅将美国视作欧洲对立面的人相比，认为定居西部是必要的移民经验的人所持有的是一种更加进取的、驯服边疆的“美国例外论”观点。驯服边疆是含蓄的帝国做派。这两种意识也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并控制在一定道德界限内所必要的。“埃利斯岛”移民的实际经历将美国视为一个避难所，西进移民的开拓经历则将美国视作理想的待征服之地。
怀俄明州的杰弗里城（jefrey city）一直是繁荣的铀矿开采城镇，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环境和其他相关争议之下，铀的需求量突然减少了。现在人们坐在一家破旧的咖啡馆里，顾客们则钻进来买香烟。在怀俄明州东部和中部的定居点，我看到商店最大的招牌是香烟、咀嚼烟草和枪支。比如“埃布尔战术兵工厂”（te armory at able tactical）提供“枪支、弹药、户外装备和枪械加工”。枪支文化是边疆文化的延伸，边疆文化在类似这样人口极少的地区继续存在。从地理学角度看，红色的边疆文化占据了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包括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也包括南方。但从人口统计学，即选举投票的角度来看，它正在慢慢萎缩。尽管如此，对于一大批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文明中迷失方向、对生活感到失望的白人男性来说，枪支和轻型卡车为他们提供了身份和自尊的基础。像我这样开车穿越美国是为了能够回到过去，找到在拥挤的东部所缺失的特定视角——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要返回来，因为这些人所渴望的世界将不复存在。地理的无限就在这里，但人口的无限则存在于机场枢纽、城市和庞大的郊区，那里吸烟的人少得多、肥胖的人少得多，更多人感觉自己身处一种全球文明之中。
这仍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边疆地理环境。福克纳的地理决定论——他写作的一个方面——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然而，虽然南方（和西部）给美利坚带来了悲剧，但与此同时，西部荒野及其草原、平原和山脉也为美国人的国际野心提供了基础。因为倘若这无尽的浩瀚可以被征服，那么通过一些方式也可以征服世界。
起初，荒野为联邦政府权威的远大愿景提供了环境：森林和水资源的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型水坝和公路。这一愿景尽管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实现，但它正是林肯——他从总统任期伊始就坚定地相信国家统一——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所理解的东西。地理力量转化成经济力量，并间接转化成教育力量，如数十所州立大学证明的那样。经济力量意味着无休止的社会动荡，到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这是活力本身的结果。这不是为了证明或接受这种不平等，而仅仅是把它们置于某个角度。这些巨大的不平等使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又将视线收回到北美大陆，这里还有许多有待解决或改善的地方。这很复杂。正因为它是复杂的，美利坚在华盛顿的领导人必须是中立派和务实主义者，他们不想征服世界，也不想从世界舞台上退出。我尊重大陆内部固有的孤立主义冲动，人们不想讨论政治或是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因为这些讨论是具有辐射性的（毕竟民意调查显示，生活在同一个州和县的人们往往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一致），倒不如说他们避开这样的讨论是因为它们远离了他们当前的关注。
但我也知道，美国已经处于一个漫长的旅程中，远离自己的历史，并逐渐沉浸于全球历史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想在全球发挥效力，美国领导人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土地之上。唯有自己的土地——我现在路过所看到的景象是有强烈冲击感的，但基本上是空旷的——能够正确地引导他们。
怀俄明的南山口是大陆分水岭，一个海拔超过2286米的高原。
当陆地碎裂成混乱而畸形的被白雪覆盖的山脊后，它出现在你面前。除了天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这是穿过落基山脉的最重要的通道，是摩门教徒走过的地方。这是犹他州和大盆地延伸到亚利桑那州北部、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可怕的自然场景的开端。现在开始瓦萨奇（wasatch）、尤因塔和其他一些山脉会突然出现。这种势不可挡的地理环境让人忘却了时间，从而有助于后期圣徒（即摩门教徒）确认他们的确是在履行超出正常历史范畴的精神使命。是的，“美国例外论”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环境的产物。
征服这种地理环境，不仅征服了空间，而且征服了自然和非人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通过改变许多地方的地理环境本身来完成的。当我驾车通过犹他州东北部的弗莱明峡大坝（flaming gorge dam）时，一侧是巨大而平静的水库，另一侧则是令人眩晕的混凝土峭壁，它高153米，修建于1956年至1964年间，历经三位美国总统。朱红色岩石——约翰·威斯利·鲍威尔因其而将这里命名为弗莱明峡（英文意为“燃烧的峡谷”）——现在被淹没在水库下面。格林河（green river）水系——鲍威尔和他的同伴曾屡次冒着灭顶风险，通过一个又一个又长又急的险滩——现在的水势是平缓的。
为了理解约翰·威斯利·鲍威尔的勇敢和成就，你必须来到犹他州中东部的格林里弗。你在盐湖城南部的州际公路上行驶一段时间，向东行驶201千米到达半沙漠地区。在1.5—2.1千米高度的清新空气中，形状扭曲的峡谷——淡橙色、朱红色、火红色、硫黄色、锌白色、煤黑色——向你展示了陶工全套泥土色彩的地理景观。我偶然发现一个小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聚在一起的加油站和便利店。最终格林里弗在炎热的浩瀚之地上出现了。由于开着几家汽车旅馆，这个镇子比别的镇子大一些。鲍威尔和他的同伴投身于未在地图上绘制出的荒野，这荒野至今仍显而易见。这个地方是巩固大陆帝国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鲍威尔发现的更深刻和更相关的信息——他希望我们记住的——是在这种干旱的地理环境中，河流成为地平线上唯一为生命提供支持的要素，而这正要求美国在国内外的许多事情中做到克制、规划和谦逊。尽管有技术，但直到现在能居住在这里的人仍然很少。
西部的地理环境因不断出现的山脉和峡谷而让人难以承受。你的思绪在徘徊，因为视线之内荒无人烟而无法集中注意力。你的想法变得更抽象了。能听到的对话也越来越少。我看到在我眼前的哈得孙河画派，一批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画家正在描绘纽约州哈得孙河流域及相邻的卡茨基尔山脉和阿迪朗达克山脉的地理景观。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他们的题材向东延伸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风光，向西延伸到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的地理景观。就技艺而言，他们的作品堪比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先验主义。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7】、阿尔伯特·比兹塔特（albert bierstadt）【8】、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9】以及其他哈得孙河画派画家的全景风景画给人以清醒、安静、原始，以及标志性的几乎照片一般清晰的感觉。他们画的是天堂，换句话说，他们将《圣经》或神谕的庄严赋予美国的地理景观，因而唤起了对它的冥想。这种自然环境的不受约束性与所有同政治自由相关的可能性几乎是对应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都是在美国，这些画家对美国地理背景的敬畏为美国新兴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层次（虽然也许没有意义）。增加这风景艺术效果的是工业化的威胁以及19世纪以来大众社会最初的萌芽，而这些田园旷野的背景则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些艺术作品象征着独特的美国美学。欣赏哈得孙河画派的作品不妨伴着德沃托和斯特格纳的散文。这些画作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0】的诗《天赐之礼》（“the gift outright”）狂呼：这份景象壮丽的礼物，向想要创造一个伟大国家的居住者提出了挑战。[15]这里是爱国主义和环保主义汇流的地方。当然，就像从中成长出来的哈得孙河画派和环境保护运动——包括斯特格纳和德沃托——对工业化的爱国主义的反应，以特大城市和远郊为特征的后工业世界目前也催生出了后民族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后者及其产生的社会疏离感对传统爱国主义提出了挑战。
但即使是哈得孙河画派画家的视野也并非无所不包。至少，这是沃尔特·惠特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伟大正是基于它粗野的愤怒和社会的动荡——它未经修饰和加工的品质，这些太平洋艺术家根本没有捕捉到（不过，公平地说，这么做也不是他们的目的）。[16]
惠特曼的信念是，移民会把这个国家改造成横跨太平洋和其他大洋的喧嚣的世界文明，因为“个性原则”将逐渐消除文化差异。[17]换言之，美国将成为世界，因此在世界上需要一个更大的、可定义的目标以维持其国家认同，并继续使用“我们的”和“我们”的表达方式，尽管不再那么频繁。
犹他州西南部的锡安国家公园及其高耸入云的乳白色砂岩纪念碑，是西部地理景观的集合。该公园的原名是“米邝杜域”（mukuntuweap），在南派尤特语中意为“陡峭的峡谷”。1918年，作为营销手段，更名为与摩门教徒有关的“锡安”。但这里在历史上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未来某天这个公园的名字可能会因此再改回来，就像麦金莱山（mount mckinley）改名为德纳里山（mount denali）。为了充分理解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大国，美国将不得不继续正视过去的罪行。这样的话，美国将不仅是精神上的帝国，还能比肩历史上的其他强国。
锡安国家公园的地理景观超凡脱俗，而此时此刻我已穷尽了赞美之词。不让自己反复表达很难，因为在密苏里州以西成百上千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又一个的地理奇观。但是去公园的游客需要简单的交谈。衣着整洁的美国家庭——他们通过访问某个国家公园来向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精神——不再蜂拥而至。游客更加多元化：首先有许多欧洲人，其次在美国人中有许多年轻的户外爱好者，他们携带着各式各样昂贵而复杂的装备。正如德沃托和斯特格纳这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同时重视美国自己的历史——的思维模式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主义，锡安国家公园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后民族主义氛围。另外，在福吉谷和其他历史遗址，有不少亚裔和印裔的移民家庭；非裔美国人则比想象中少得多。考虑到美国历史上的污点，移民可能比奴隶的后裔和这些污点的受害者更容易接受历史。
我沿着内华达州南部的西班牙古道（old spanish trail）行驶，这条路差不多横穿过美国西南部。简陋的木屋一样的营地提供烟花、香烟，贴着枪支广告，摆着老虎机。现在，美国西部呈现出空虚和缺水的景象。在西南部，这里的地理环境、矿渣场和灰白色的悬崖让我想起了美索不达米亚、阿富汗和也门，美国根本不是一个自然帝国——它是一个偶发的、贪婪的帝国，生活质量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沙漠文化，明亮的灯光、赌场、音乐和空调充当了生命维持系统。这块领土的大部分归属于“低纬48州”，只因为美国在19世纪同墨西哥的军事和政治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又一个在道德上存在争议的遗产后来帮助这个国家在下一个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西班牙语文化的强势回归已经有几十年了，传统的美国新教文化不仅因新的全球文化而变得更加微妙，还因为旧世界特有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文化进入了南方，促使美国在全球性的大动乱中分裂。在这里，我感觉好像站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好像大陆的边界根本不是天然的。
自1940年以来，墨西哥的人口增长了约6倍，大约是美国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即便美国南部边境人口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自1994年墨西哥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墨西哥北部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从南部边界到墨西哥城的数百千米途中，美元是常见的流通货币。一个新的区域国家（region-state）正在形成，包括墨西哥北部和美国西南部。这无关美国的衰退，即便墨西哥正在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第一世界经济体，而是关乎美国从其地理上的根基——温带地区——的转变。
鲍威尔和他的同伴于1869年到达附近的科罗拉多河。1928年，国会和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1】总统批准建造后来被称为胡佛水坝——以柯立芝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2】的名字命名——的水利工程。大坝于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投产。大坝建造前，必须先修建四条疏导科罗拉多河的泄洪隧道，隧道壁有0.9米厚，直径达17米，长度从1066米到1310米不等。可移动的双层钻探设备就是为此目的发明的。这4条隧道在19个月内完成，比计划提前了2年。接下来是修建临时的土坝，迫使水进入泄洪隧道。真正建造大坝时，为了支撑竣工后的庞然大物，不得不清理了41米厚的泥沙以挖到基岩。胡佛水坝是西半球最大的拱形重力坝，这意味着以纯粹的力量将水保持在适当的位置。379米宽的大坝顶部，一边是大坝本身，一边是大坝拦截出的177千米长的人工湖米德湖；建造大坝的混凝土块每个重达1100吨，高达221.4米，超过了华盛顿纪念碑和圣路易斯拱门。由于胡佛水坝，西南几个州4047平方千米的农田得到了灌溉。大坝还为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圣迭戈、菲尼克斯和图森的数百万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的水源。水坝复合体的悬臂塔将电力输送到所有临近的遍布沙漠的发电站，仿佛一些外星文明的标志一样，照亮了整个西南部。大坝上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在胡佛水坝的光环下，你会感到“未来是无限的”，只要鼓足勇气，没有什么是人类所不能达到的。
我不是很确定。
胡佛水坝是现代世界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它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西南部。但这项工程同其他帝国和文明所建造的巨型项目有根本的区别。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令人生畏的歌功颂德的建筑和工程项目往往是暴*的产物，因此也是奴隶的劳动成果。而奴隶没有参与胡佛水坝的建造。骄傲而自由的美国人建造了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激烈竞争这份高薪工作，建筑工人像“高山攀登者”一样在距离峡谷边缘274米高的地方悬空作业。胡佛水坝所承载的意义与历史上许多其他类似的建筑工程截然不同。
事实上，地理只是美国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这本书本身并不关注：以世俗的新教信仰和早期现代英国议会传统为特征的欧洲文明的创造力，它在这里被重新安排，以便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民主国家中创造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所有这一切都融入了胡佛水坝的建造过程中，这项工程壮举现在让人引以为傲。
然而，这个苍白色的景观所透露出的死亡气息和震荡的热量让我感到惊讶。米德湖本身开始干涸，达到历史最低水位，周围形成一个肥皂圈。这将大大减少胡佛水坝生产的电力。多年干旱只是部分原因。根本原因是美国西南部文明——包括洛杉矶——圣迭戈的城市走廊——的生活方式不在可持续范围之内。草坪太多，高尔夫球场太多，生活用水太多。未来不可能是无限度的。美国文明可能会从这里开始收缩。
在内华达州杂乱无章的沙漠城市——充斥着荒谬、扭曲和腐蚀——中，赌博和相关娱乐活动的霓虹灯广告戛然而止，另一个牌子上写着“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沙漠再次回到原始状态，伊万帕太阳能发电站（ivanpah solar power facility）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特点。这座未来主义的宏伟建筑利用镜面反射发电，几年前刚竣工，以自己的方式，像胡佛水坝一样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仿佛一个更先进的外星文明的产物。胡佛水坝很明显已经有了后继者，这证明美国善于创造发明，是的，也证明了边疆精神的延伸。
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barstow）位于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中，这片荒野的荒凉程度超出想象。我父亲曾追忆穿越西南部沙漠地带的经历，他盯着我们家卧室的墙壁，仿佛依然被太阳照得目眩。这里的旅馆毗邻公共汽车站和布满灰尘的直销店。一层的住宅和低端的连锁店催生出一种考古遗址的氛围，就好像这座城镇将很快被废弃。外出用餐最好的选择是奇利斯餐厅（chili's）。通过平庸而浅薄的对话，我可以辨别出一些顾客是附近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fort irwin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美军在这里为当前和未来的战斗做准备，从严密策划的对战到镇压叛乱——的承包商；这里的地理环境容易让人想到中东。在餐馆里用餐的还有小家庭、大家族和年轻人。人人都很有礼貌，尽管餐厅里播放着音乐，但大家交谈的声音很低。周围环境是脆弱的，但社会凝聚力看上去是牢固甚至是健康的。美学的缺乏符合美国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在购物中心这里达到了极致，定义了巴斯托的城市设计。
我现在几乎到了太平洋，但我仍然处于一种脆弱的沙漠文化中。这里的地理环境无益于国际观念。这个国家在我旅程早期经过的地方——大草原与大平原相交的地方——就被创造出来了，并且有足够的力量扩张到这里，直到后来遇到太平洋才退了回来。即便如此，两者之间的空间还没有被填满；相反，文明的发展脉络已经从一点被努力推进到另一点。奇利斯餐厅中的社会凝聚力是整个过程的高潮。
事实上，巴斯托是摩门走廊的西南前哨基地，是西班牙古道上的休息站，是军队遭遇派尤特人（paiutes）的地方，也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的铁路第一次同几条州际公路交汇的地方。这使得巴斯托成为大洛杉矶城郊向东延伸至沙漠这一地区——亦被称为“内陆帝国”——的交通枢纽。当然，这些是可以从任何百科全书上了解到的既成且完全不同的事实。使这些道路、铁路、公路统一在一起的是它们都与帝国最终占领、定居和发展大陆温带地区有关。我在这里——是我旅行中首次——直观地感受这个国家西南端的墨西哥边境。虽然征服不算赏心悦目，但力量是相对而言的。无论美国版图现状中的道德和地缘政治矛盾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在21世纪初，美国在国内条件方面比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更具优势。
我在巴斯托——从太平洋沿岸和从墨西哥边境到这里都只需半天车程——思考美国的竞争对手。
战后开始的一体化计划已经过去70年，欧洲仍然被发源于地理、历史、语言和种族的各种内部矛盾所困。不论例外，北欧地区、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发展模式的差异已十分显著。比如，身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保加利亚与德国和法国相比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这些巨大的差异，欧洲各国在决策时仍绝对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泛欧洲利益为依据。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或许会从欧洲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各成员国则不以为然。同时，欧洲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东部是俄罗斯；东南是混乱而又激进的中东；南部则是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因为欧洲的南部边界并不是与其真正接壤的地中海，而是撒哈拉沙漠。欧洲内部团结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俄罗斯东西横跨地球上将近一半的经度线。与流经美洲大陆的河流不同，流经俄罗斯的河流不是呈对角而是垂直的，从而进一步支离了俄罗斯。因此，除了实行中央控制外，俄罗斯几乎难以实现有效的统治。俄罗斯能够进行防御的边界很少，这使其成为最不安全的陆上强国。除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外，俄罗斯的人口正在下降。
中国与俄罗斯不同，处于同美国相似的温带地区。中国东部有数千千米的海岸线，西部则同拥有丰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中亚地区接壤。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堪比美国从内战结束到美西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美国首次迈入帝国行列——爆发期间的发展速度。但是比较中、美两国在地理方面的挑战，我们发现：美国东、西是两洋，北面是人口稀疏的中产阶级国家加拿大，南面是人口稠密但仍然贫穷的墨西哥；而中国在周边必须处理同美国盟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还有同邻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
印度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被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缅甸丛林和喜马拉雅山脉环绕着。尽管如此，印度还缺少独特的——如中国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这样的——人口结构。总体来说，印度河流系统产生的分离作用要超过统一作用。印度地处热带地区，而且有被从西北方向入侵的历史，这削弱了治理的连续性和经济的发展。当然，印度在政治上是稳定的，有显著的民主制度，并受到国家目标的驱动。印度有很大的潜力。它可能成为21世纪政治中重要的枢纽力量。但它在根本上缺乏在短期或中期内超越美国或同美国竞争的能力。
这已经足够明显了。而指出这点只是为了证明至少在传统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仍然没有真正的竞争者。地理仍然是美国力量的绝对优势和来源。我用数周时间从东到西跨越世界上——或是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地理。
我又穿过了一系列的山脉，在淡淡的海风冲刷下，景象变得清晰起来。一个全球性的城市突然出现，就像我在东海岸看到的那些城市一样：干瘦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人；交通堵塞；植株修剪整齐且永无止境的郊区。到达圣迭戈港时，我发现一排巨大的灰色军舰停靠在它们的泊位上，朝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1】钦诺克风又译为奇努克风，指从海上吹向美国西北部海岸一带的湿暖风或从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干暖风。
【2】美国山地时区包括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犹他、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这七个州的全境，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这四个州的西部地区，以及得克萨斯州的西南地区，代表城市是盐湖城，与北京时间相差14个小时。
【3】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德国建筑工程师，德意志第三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在希特勒授予全权的支持下，他主持整个战争经济，推行新的军事生产体制，动员工业界人士，挖掘经济潜力，大量使用战俘和强制的外国劳工以克服劳力不足，迅速提高军备生产，对纳粹德国后期的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德国经济的“施佩尔时代”。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20年徒刑。1966年刑满出狱，1981年病死于伦敦。著有《第三帝国内幕》。
【4】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他于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提出“陆心说”。他的思想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5】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是美国全国性退役军人组织，该组织前身可追溯到1898年美西战争。当时，众多伤兵回国无人过问，生活艰苦。随即美国各地出现各种民间退伍军人团体。随着美国海外战事增多，此类组织日益壮大。1914年，美国海外服役老兵协会、全美菲律宾军团老兵协会和美国海外服役退伍军人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协会的基本宗旨是：通过保有最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国家安全；促进国家为残疾和贫穷退伍军人恢复正常工作；帮助退伍军人的家属；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对社会的建设性服务来增进对国家的忠诚。
【6】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岛，1892年至1943年间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7】托马斯·科尔（1801—1848），美国画家。他是哈得孙河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关于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浪漫主义风景画最为著名，如《白山峡谷》《美洲湖景》和《奥克斯博》。
【8】阿尔伯特·比兹塔特（1830—1902），德裔美国画家，属于哈得孙河画派，有《约塞米特峡谷》《俄勒冈之路》和《落基山脉兰德峰》等名作传世。
【9】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1826—1900），美国画家，哈得孙河画派第二代核心人物，有《北极光》《热带雨季》等画作。
【10】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20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从农村生活中汲取题材，与19世纪的诗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曾四次赢得普利策奖，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他的代表作包括《一棵做证的树》《山间》《新罕布什尔》《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和《林间空地》等。
【11】卡尔文·柯立芝（1872—1933），美国第30任总统。1920年大选时作为沃伦·哈定的竞选伙伴成功当选第29任美国副总统。1923年，哈定在任内病逝，柯立芝随即递补为总统。1924年大选连任成功。政治上主张小政府，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义闻名。
【12】赫伯特·胡佛（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1929年至1933年出任总统。总统任内，帮助恢复德国军事工业的实力，纵容日本侵略；在国内推行保护大资本家的“放任政策”，1932年经济大危机时命令武装军警镇压失业工人和失业退伍军人，造成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星期四血腥大屠杀”。卸任后，一面从事“慈善救济”活动，一面以元老身份参与制定共和党的各项政策，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首领，以“孤立主义者”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