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鲜有像圣迭戈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低纬48州”最主要的港口——这样能够生动而非凡地显示一国军力和国力的存在。50多艘战争“巨兽”好像列队一样在巨大的码头上一字排开，绵延数千米，每艘水面舰艇和潜水艇都造价数十亿美元；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两栖攻击舰和不一样的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的成本高达180亿美元，并配有数十架喷气战斗机和多个空军中队。美国海军的11艘尼米兹级和福特级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它们的甲板可以容纳若干个足球场——是维持帝国的象征，能够在海岸几百千米以外的地方发动空袭，能够仅仅凭借其在海上的位置，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施加外交压力。事实上，一个单独的美国航母战斗群，包括其编队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其他船只（除核弹之外）组成了现代及后现代暴力破坏的最重要武器。美国拥有的航空母舰数量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以上，许多在数量上接近的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航空母舰并没有被美国海军算作航空母舰——对于美军来说，它们只能算作小型的两栖攻击舰。
这是工业时代的海军，始于一个多世纪前西奥多·罗斯福建造的大白舰队——为了推进他的帝国愿景，这支海军舰队于1907年至1909年完成了环球航行。因为实际使用核武器（至少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军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手段。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驶，我看到了泊满军舰的海岸线，我的长途跋涉是值得的。我下车以便能近距离观察这些舰船，我想起了曾在耶鲁和剑桥受过教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约翰·黑尔（john r. hale）的评价，雅典海军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也是“帝国野心的象征”，统治着150个岛屿和沿海城市。“没有雅典海军，”黑尔写道，“就没有帕特农神庙，没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没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雅典的战舰“也是在整个希腊世界促进新民主政体的力量”。[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海军在整个国家历史上，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即使程度不尽相同。
美国海军主要编入航母战斗群，与美国编号空军协同作战，以维持一个自由的海上秩序，保证美国盟友海上通航和能源通道的安全，海上劫掠被限制在作战空间的边缘地带，仅被视为一种外来滋扰。这就是美国为世界提供的主要地缘政治好处。尽管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肮脏和非常规的战争中作战和战死，但是正是这些军舰——无声的自由捍卫者——从空中提供支援，每天向大片土地投射炸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受挫，当地稳固而复杂的伊斯兰社会已经被证明是难以触及的，但是美国的力量仍然主要由海军和空军所承载，无论它们是否占据新闻头条。美国的陆地部队是为了防备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则确保了全球安全。海军是美国的先遣队，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海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速度都是一样的。所以美国海军的11艘航空母舰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战略和声誉的角度来说，只要有一艘被敌方击沉或失去作战能力，就是堪比“9·11”事件的国家灾难。“命定扩张论”——投入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国家意志以征服大陆——在圣迭戈海军基地这里得到了最简明的诠释。这作为我旅行的终点正合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作为一名记者，花费数周乘“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一艘基地位于圣迭戈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横渡太平洋，穿越印尼群岛。我还曾花费更多时间乘“休斯敦”号核潜艇——一艘基地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待在太平洋里。当时，我同数百名20多岁的海员生活在狭小和灰色的空间里，在浩瀚的海洋里颠簸；当你以56千米左右的时速穿越太平洋时，太平洋的浩瀚真是不可思议。那些青年男女往往来自平坦而广阔的内陆地区——从最东部的草原到最西部的高平原（high plains）【1】，都是我旅行曾到过的地方——他们在加入海军之前，从未见过海洋。然而对空间的征服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之中，这好像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配合默契，掌握着最复杂的电子战技艺以及严格的航海操作技术。每艘驱逐舰、潜艇、巡洋舰上都有300名以上的船员和军官，他们必须同航空母舰上的5000名舰组成员协调配合。他们就像海上的小城镇。美国的海军实力不仅建立在武器装备之上，也建立在世代的传统上，否则这些武器装备也无法起作用。美国征服干燥的大陆，包括其缺水的沙漠地区，是为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
分析国力时，地理因素不是结束，但无疑是开始。事实上，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世界上最有利的：完美地分配了国家和全球责任。而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为美国在北部和中部太平洋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低纬48州”受到了两大洋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保护；南面只有墨西哥，它拥有相对年轻的1.22亿人口，加之中美洲更年轻人口的支撑，美国对光荣孤立与——对欧洲和亚洲的——海洋接触的结合被抑制在了有限的程度上。
这片大陆拥有广阔森林和肥沃土地，更不用说煤、铅、银和黄金等矿藏储备（而在19世纪下半叶还发现了大量碳氢化合物）。更重要的是，美国“低纬48州”所拥有的内河航道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和田纳西河水系呈对角而不是垂直地流经北美洲大陆，将全部的温带地区统一起来，这恰好是美国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这内河网络主要流经大陆的农垦区——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而不是沙漠地区，这鼓励了人口的流动，使得产品能够更容易地到达市场，并打通了对内陆地区的勘探和贸易。[2]大陆多锯齿状的海岸线，因而有受到保护的天然深水港——特别是在东海岸，这促进了最初13个殖民地经济的强劲发展。此外，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长长的障壁岛保护了锯齿状的沿海地区，这促进了大陆自身的航运业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内河水系的商业实力，而密西西比河则像一支巨大的漏斗，流入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湾。
事实上，地理为这个西半球帝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美国伟大的荷兰裔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说，通过大陆向海洋的延伸，美国对大加勒比地区的有效控制将使美国统治西半球，并借助剩余的资源去影响东半球的均势。事实证明，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力，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美国都根据自身利益干预了力量平衡。这显然与很多事情有关，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偶然的地理条件，那么我父亲在1942年看到的在伊利诺伊州开罗附近汇合的那些部队列车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低纬48州”的地理情况如下：邻近东海岸的原始殖民地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西边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移民早期阶段为其提供了安全屏障。然而这道安全屏障的标志是，定居者可以通过山谷进入中西部的大草原，通过生产劳动（在这片平坦土地上种植），消除了移民社区之间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当这群西进的开拓者遇到真正难以对付的地理障碍——美国大沙漠时，已经很强大的民族认同感加上建造跨大陆铁路的技术将“命定扩张论”推向了高潮。美国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和新教信仰（信仰同一个上帝以及辛勤工作，所有非新教移民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也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地理条件。
因为这前所未有的地理优势使美国既能主导西半球的事务，也能插手东半球的事务，所以凭借其地理位置，美国的利益从欧洲到中国，遍布欧亚大陆。我必须强调，如果你认为欧亚非大陆是英国伟大的帝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称为的“世界岛”[3]，那么北美就是能够影响世界岛的最重要的卫星陆块。密西西比河湍急的主干道接纳了流经大陆中心商业地带支流的汇入，涌入大加勒比地区，然后又（通过之后建成的巴拿马运河）流入各大洋，使美国自19世纪中叶就确立了它在其他——与美国共享太平洋或大西洋的——大陆的持久利益的核心。
当今世界为我们提供了美国介入的详细画面。这种介入，无论意图好坏，明智或是愚蠢，即使只是间接的，都是源自美国得天独厚的大陆性环境的特点。尽管间接地扮演着帝国的角色，包括治理（或帮助重建）利比亚、菲律宾以及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等，但美国从未正式成为一个帝国。但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在欧亚非大陆遇到的军事和外交挑战，以及普遍的挫折，都达到了帝国般的规模。这意味着美国的国际形势必须与之前的帝国的形势做历史的比较，即使美国人讨厌称自己为帝国。美国通过外交斗争和军事部署来防止敌对势力统治东半球，从而保障自身在西半球的安定。这是通过不道德的努力以求得一个道德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支持欧洲的民主和社会福利国家，反对狭隘的和沉迷于复仇的俄罗斯，支持南亚和东亚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中国。苏联已经解体了，但俄罗斯仍然是个庞然大物，其政府意味着美国必须制衡俄罗斯，这为美国介入遥远的——诸如乌克兰和阿富汗的——地方，提供了一些支持——尽管有限。
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美国必须通过第七舰队的存在管理太平洋，并向欧洲的北约提供大量支持的背景。如果在欧洲没有北约，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以及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没有美国军舰，那么像波罗的海三国和以色列这样富有活力、值得尊重且标杆式的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更大意义上，如果美国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驻军，那么爆发洲际战争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正如我写到的，美国海军有将近300艘军舰。事实上，200艘美国军舰就足以改变世界。[4]因为军舰数量稳定在300艘有助于维持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和印度之间、波斯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等等的和平。每个星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即“绿色贝雷帽”部队）都在数十个国家进行培训任务，他们不仅指导东道国军队如何战斗，也教导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军队尊重人权以及履行军队应有的职责。美国可能在越南和伊拉克进行了不必要的战争，致使这些国家的局势更加恶化，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巨大分歧，美国通过军事和外交服务，使世界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变得比之前更加稳定和友好。更不用提美国的经济援助，包括双边援助以及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些事实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按照帝国历史的标准追溯到古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仍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事实是非同寻常的，绝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美国的实力这一首要事实，欧洲联盟和全球化都是无法想象的。
地理条件为美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保护，使其免受欧亚非大陆的骚扰，同时也使美国拥有通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但现在这种地理优势已经被从航空旅行到电子通信的种种技术大大抵消了。但是这些技术加深了美国介入和影响全球事务的程度。美国仍然位于一块庞大的大陆之上，但其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小且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也越来越容易受到从全球金融倒退到暴力意识形态运动等全球性问题的影响。“9·11”事件这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即便伊斯兰极端主义不被削弱和遏制，至少也应该被制衡。因此对美国来说，不可能摆脱21世纪密切的地缘政治关系。
所有这些得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这是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理所做出的判断。
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命中注定担任领导者的这几十年中，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都承担着非常独特的义务。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微妙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2】。这间博物馆既是一座纪念馆又是一座历史知识库的事实，实际上不如它的位置重要（正如其他人所注意到的那样），它毗邻华盛顿国家广场，并几乎在杰斐逊纪念堂的视野之内。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已正式成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即无论何处发生大规模暴行，美国即使没有做出某种回应，也必须至少予以重视。
不，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正如已故的著名保守派政治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曾提出的那样，美国将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一个普通国家关心本国事务，不会将这样一个博物馆作为其万神殿的一部分。美国承担着帝国一般的责任：看看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规模以及它们在全球的部署情况。在21世纪初，美国在130个国家拥有超过700个各类军事基地。即使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被部署在全球各地，而这支官方意义上的非军事武装力量可以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到第12位。
手头的材料别无选择只能处理。伯纳德·德沃托凭直觉感知到这一点，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国内旅行，并在各地的社区集会上热情洋溢地主张美国参战。他热爱这个他认为既是共和国又是帝国的国家。这里面发生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外面的世界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以这种方式思考，他认识到“命定扩张论”复杂的道德和地缘政治后果，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只看到了它的罪恶面。他坚信，地理命中注定的馈赠使美国肩负着全球责任。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是如此，他是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民族国家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他接受过新英格兰预备学校的精英教育，参加过太平洋海战，开发过得克萨斯州的油田，这些都是他能成为总统的重要依据。老布什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深刻而精确地内化了书呆子德沃托的东西：美国拥有如此大的陆地，它领导世界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自上任伊始就不断给世界各国领导人打电话——早在苏联崩溃和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之前，后者的发生显得这些电话特别有必要。老布什决定动用数十万美军将伊拉克部队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带有“命定扩张论”的魄力，而他在华沙条约组织崩溃后的低调则表现出定居缺水的美国西部孕育出的一种克制。西进定居的矛盾和教训被不知不觉地写进了他外交政策的逻辑。因此，他最终成为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与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相差不远。
面对美国地理环境如此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所隐含的东西以及传授的经验，在华盛顿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所发生的争论不过是没有必要的二元论和纯粹的关于手段的争吵。现实主义不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邪恶创造，而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种传统，它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以及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3】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这类“智者”。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传统中，威尔逊主义在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逝世很久之后依然存在，尽管它经常被证明是存在缺陷的。亚当斯警告美国人不要出去寻找“危险的怪物”，但威尔逊实际上在竭力主张他的同胞们去做这件事。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两种认知之间的妥协。罗纳德·里根高度赞扬威尔逊主义的道德重整运动，即使他圆滑地接受了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包围着他的现实主义者们的建议。这种内在的妥协是他伟大的一个关键因素。
无论是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还是新孤立主义（因为它不能接受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理命运），都不能成为任何负责任的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威尔逊主义的，因为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在寻求扩大世界公民社会的边界。正是对这一目标的抵抗，以及击垮美国对手的这种抵抗所产生的风险和代价，使得现实主义者成为最早的一批强烈要求克制的人。现实主义者通常选择利益高于价值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到处强加；他们选择秩序而不是自由，因为没有秩序就是无政府状态，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当辩论焦点集中在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干预程度上时，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经常与现实主义者发生争论。除个别例外，双方始终支持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充满活力的安全和外交影响。而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这一共识掩盖了处于酝酿之中的关于如何管理和利用这种影响的哲学争论。
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大陆强国——是由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可以通过道德的方式用于人道主义，但是为了制衡地缘政治对手，保护海上通信和能源路线，只有通过非道德的方式才能获得非常大的权力；目标虽然不是非道德的，但不一定属于崇高原则的范畴。因此，持续的人道主义行动需要美国持续地通过非道德的方式获得和维持权力。这不是一项固定的外交政策，这种不合理的二分法和它所产生的所有争论只会进一步激励决策精英。这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暂且回顾一下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于1893年发表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他写道，美国人在开拓边疆、清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受管束且积极进取的性格。边疆以一种其他民族所未经历过的方式使美国人成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因为我们是一个边疆社会，也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能比在同一地区定居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社会更好地吸收移民。新的土地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进而打破了既定的等级制度。
特纳担心1890年西部边疆的封闭可能会削弱这种活力。西奥多·罗斯福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仅仅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个国家粗鄙的物质主义是一个健康的迹象，表明边疆精神已深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且难以抹去。美国对技术创新的痴迷一直是边疆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因此，我认为，选民和国会已在未来几十年中达成共识：美国海军不仅要扮演海岸警卫队的角色，还需要部署到全球各地。
请记住，1890年印第安人战争的最后战役结束之后不久，在特纳开始担心边疆封闭对美利坚民族心理影响的同时，美军接连不断地在古巴、波多黎各、巴拿马和墨西哥，以及美国陆地边界之外的小型战争、维稳和警务远征中活跃了30年。在那段时间里，美军还在菲律宾、中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执行了类似行动，美国远征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欧洲作战。在这片大陆上定居和清理空间——这项历时数个世纪（具体几个世纪就看你怎么算了）的行动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有瑕疵的，并常常伴有暴力——确保了边疆精神不会轻易地从美国精神中消失。这就像一个源自祖先的性状，不断在家族树中出现。地理的影响可能因技术而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正是地理带给我们的相对于其他大陆的优势位置使我们第一次登上人类世界的舞台，技术并不是在扭转这一地理趋势，而是通过我们越来越融入外部世界促进这一趋势。再说一次，美国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
美国人是准帝国主义者，然而，正如我所说的，美国人同时憎恨帝国主义。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写道：“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根植于移民社区对于皇权的普遍敌意和对宗主国商人、银行家、船东和供应商剥削的恐惧中。”从13个殖民地到前往俄勒冈的大篷车队，“欧洲是权力中心”这一观点几乎到处都被质疑，这是开拓者思想倾向的一部分。通过征服北美大陆，美利坚发现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形势下，拥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当然，还需要更多销售渠道。总之，在谴责帝国的同时，美利坚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帝国。
达尔文在2008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after tamerlane: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1400—2000）中指出：“帝国常被视为欧洲民族的原罪，它们腐化了一个清白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学术左派，几乎把帝国主义视为所有政治罪恶的根源，今天大学校园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犯有类似的压迫和剥削罪。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帝国自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是“人类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一个过程”。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总是会让有些社会比另一些更混乱，“使其易受内部崩溃的影响，并被外人接管”。一些社会同其他社会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异也起到了作用，所以——不同种族由同一统治者支配的——帝国，“纵观历史，一直是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5]由于地理格局，建立强大国家所需的能力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最文明的进步出现在帝国体系内。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是帝国时期，主要是阿拔斯王朝，之后在法蒂玛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等时期呈现颓势。蒙古人是残酷的，但他们征服或消灭了谁？其他帝国——花剌子模帝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宋帝国等等。在欧洲帝国殖民非洲之前，非洲有本土的马里帝国、桑海帝国等等，取得了自身的文化成就。欧洲帝国——左派对于帝国统治予以一刀切式的谴责——在地中海、波斯、印度和中国本土的帝国统治数千年后才出现。在近代早期和现代，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帝国实行宽容和世界大同主义政策，它们在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方面比之后的单一民族国家做得更好。几千年来，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通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谁说帝国统治必然是反动的？雅典、罗马、威尼斯和大英帝国，即使考虑到它们所有的暴行，仍是其所处时代最开明的政权。
可以说，英国人最终在印度、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都失败了，但是在更长时间内，大英帝国提供了巨大稳定性并促进了海运和铁路交通，较之此前确实是进步。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认为的，大英帝国——在被全球性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断之前——实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在那之后，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萌生，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海空力量的存在保障了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安全，使得一个有利于全球制造和投资的自由世界贸易体系得以实现。达尔文指出，这个美国体系“除了名字以外全部是帝国式的”。[6]这一美国体系的基石是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条约，这些全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六年内出台的，从而拉拢西欧和东亚对抗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国使用经济手段来促成这一切。毕竟在1945年，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制造业产能，并且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美国同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无政府世界中建立一点安全感的任务上“面临同样的考验和问题”。[7]当然，美国的使命是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力求与传统的帝国体系有所不同。但即使它能成功，与之前帝国的比较也只是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持续了44年的冷战以意识形态斗争的名义延续着帝国主义的传统。达尔文称这种两极时代是“非殖民化的另一面”，即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崩溃使美国和苏联在新独立的第三世界中争夺影响力，从而促成了两个新帝国的建立。[8]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成熟，但它们确实具有美、苏影响力下的优势。事实上，在英国和法国帝国还没有解体的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两极竞争可能没有假定这样的全球维度，因为这种竞争会简化为仅仅针对中欧命运的冲突。
1989年中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接着1991年苏联解体。尽管美国算得上是最后的帝国并拥有庞大的无可匹敌的军队，它现在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秩序。要清楚：没有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优势，世界将出现一个比现在更加混乱的局面。然而，美国的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外交实力和地理实力——远不能使世界成为一个足够太平的地方。我们可以给世界带来可观的秩序，但可观的秩序和完全的秩序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现在必须描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距。因为美国今后为了顺利地应对比较混乱的全球形势——接着帝国时代和后帝国“冷战”时代，必须有效地利用大陆资源。
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4年2月这期发表了封面文章《无政府时代的来临》（“the coming anarchy”），内容是关于资源短缺、青年人口膨胀、部落主义、宗派主义、犯罪和疾病将如何破坏地球上重要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我引用了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狄克逊（thomas homer-dixon）的话，描述了一个“加长豪华轿车”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富裕国家和涉足技术改进和金融市场的精英们组成，他们坐在高速行驶的车中注视着车窗外饱受贫穷和冲突摧残的世界，在那里中央权威日益衰弱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这隐喻的加长豪华轿车不仅包括特定的国家，还包括加长豪华轿车之外国家的富人区和豪华酒店，西方精英可能继续否认他们所处地区之外的严酷现实，即使他们时而在海外最落后的国家开展风险投资。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记者可能会采访当地公民社会的典型代表，然后宣布对该国抱有希望，即使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当地精英在首都之外的半混乱地区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个西非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一步恶化甚至彻底崩溃了。自那时起，这些国家作为西方慈善机构和安全援助计划的受惠国而苟延残喘，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没有建立任何实质性的制造基地，而它们本可以依靠这些制造基地脱离危险区域。尽管世界其他地区没有与西非相同的遭遇，但显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已经陷入混乱或局部混乱的局面，又或者难以想象其局势得到稳定。因此，我在约四分之一世纪前提出的问题，在美国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继续引起共鸣。
我的观点是，不断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城市郊区的棚户区，除了资源短缺——比如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消耗——之外，本身并没有引起种族和宗派冲突，但是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公共分歧。这进而又导致了武装冲突，在这类冲突中，犯罪和战争——包括常规和非常规——的界限正在被打破。
然而，当我们环顾这个美国在21世纪必须应对的世界时，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和准无政府状态，很难承认还有其他的背景因素，但现在必须承认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一个后帝国时代的世界，美国霸权在恢复复杂、人口众多和派系林立的伊斯兰社会的秩序方面能力有限。帝国主义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既不公平也不文明，但它实际上在早期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行政秩序，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近代早期和现代，欧洲人或利用自然边界，或人为划界，将地球分成可以用地图上的坐标方格表示出来的实体，并加以治理。然而，秩序并没有随着20世纪60年代这些欧洲帝国的最终解体而被破坏——部分原因在于后帝国时代强人的出现。
因为这些新的强人认为自己是反西方的自由斗士，他们相信自己的统治存在道义上的正当理由，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欧洲人划定的边界内，冷酷地维持秩序。由于这些割裂了教派和种族的边界往往是（但不总是）人为的，这一代强人为了保证国家稳定，不得不缔造鲜明的国家民族和基于此的世俗国家身份：这是哈菲兹·阿萨德、***·侯赛因、穆阿迈尔·卡扎菲等人的专制政府的情况。然而，那些后帝国时代的强人，就像他们之前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一样，不久前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他们留下了什么？
结果证明是一片真空。
事实上，那些强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强人，没有建立起任何值得提起的治理机构。相反，几十年来他们只是经营着秘密警察和其他相关安全机构占主导地位的“穆卡巴拉”（moukhabarat）国家。因此，当镇压手段崩溃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剩下官僚框架来提供秩序，或者公民社会的表象；最顶层政权与底层大家庭和部族之间的各种组织早已被消除。因此，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意义，部族和宗派身份立即填补了空白。这些原生身份得到了以社会媒体形式出现的最新技术的帮助，尽管它们有助于推翻政权，但是不能充当一个连贯而有组织的官僚权力的替代角色，以促进新的稳定。后帝国强人时代之后，将进入一个稳定的民主时代，比如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中欧和东欧——这个想法是极度幼稚的。与中欧和东欧不同的是，在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可供依靠的资产阶级传统及其机构都相对较少。
美国必须应对“伊斯兰国”及其他逊尼派和什叶派圣战组织，还有从北非到印度的基于种族的运动的兴起，实际上这在帝国时代和后帝国时代的历史上都不是新鲜事。居住在巴黎的、经验丰富的时事评论员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不久前去世的他报道了几十年的国际政治——观察到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在很多情况下，都要求复兴逝去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中期的英属印度发生过一次（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在19世纪晚期的英属苏丹也发生过一次（马赫迪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普法夫的解释很好，诸如源于乌干达的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和源于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这样的团体，在西方被贴上的标签只是“恐怖分子”，但它们事实上是救赎的千禧年运动（尽管它们那样残忍），是对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双重威胁的回应。[9]特别是，肆虐非洲的激进伊斯兰代表着通信革命对失败社会的反应：一种通过媒体传播的通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许多年轻的非洲男子所能找到的社会失败的唯一答案。
所以现在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伊斯兰世界，它们经历了深刻的技术和社会剧变，正值起源于欧洲帝国主义时期的僵化而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已经部分或完全解体。从这种混乱中崛起的暴力且具号召力的宗教运动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它是世俗和现代世界的图腾象征——宣战。美国已做出回应，它试图恢复和稳定这些“圣战战士”的发源地。但是，它所尝试的一切办法都失败了：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全方位国家建构，或是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也门所采取的外交和特别行动方针，皆是如此。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宗教剧变规模惊人、外部难以预测，所以，即便不是不可能，西方也难以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哈里发被废黜以来，伊斯兰世界对于合法性以及哪条路最公正的探索差不多一直在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尽管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其目前的边界在历史上有丰富的基础（大迦太基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因而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但是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地理表述很模糊，它们在帝国时代和后帝国时代之后，已经恢复了原先过于碎片化的状态。（当然，像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基础，但它们对于官方边界的维持没有达到突尼斯和埃及的程度。）逊尼派霸主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霸主伊朗在这些地方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打代理人战争。阿富汗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地中海东部地区、阿拉伯半岛和北非部分地区很可能将面临类似的困境。
地缘政治——对空间和权力的争夺——现在既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内各州之间。结果证明，随着群体差异消融于全球化的熔炉中，本来就容易被激化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因为通信革命而被人为改造得更加直观和意识形态化。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人为建构的文明之间正在爆发冲突。以“伊斯兰国”为例，它本身并不代表伊斯兰教，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它激发出对教义的残暴遵守以及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后现代的身份重塑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的分歧。
因此，美国可能在与其他强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正如中东地区生动证明的，优势并不等同于控制，甚至不能在地理上对这一地带施加很大影响，“圣战分子”们可以在这里计划袭击美国本土。
亚洲是另一个故事。
大中东地区国家碎片化，恶劣的低技术含量的陆上叛乱在扩散，亚洲地区国家僵化，高科技含量的海军、空军、导弹和网络武器在贫瘠而抽象的海洋环境中扩散。直到最近，亚洲国家内部才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越南和马来半岛陷入叛乱和局部战争中，中国在***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之后又在***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与此同时，日本在准和平主义制度——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灾难性军国主义的余震——下沉寂。但是“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亚洲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促成了和平和睦，还导致了军购。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开始使中国转变为一个拥有全球贸易联系和物流链的大国。因此，出于国力增长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因，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投入，类似于20世纪初经历内战后经济增长的美国。日本摆脱准和平主义，重新恢复民族主义，从而为自己的军事扩张奠定基础。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纷纷效仿，从西方和俄罗斯购买潜艇以及最新的水面舰艇和航空武器。与此同时，菲律宾——在1992年美军撤离克拉克空军基地（clark air base）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subic bay naval sta-tion）后——恢复了与美国曾最具传奇色彩之一的双边军事同盟，并一直轮番邀请美国重新在菲律宾驻军。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永远不会忘记眺望圣迭戈湾的情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4】率领四艘军舰——“萨斯凯哈那”号巡洋舰、“密西西比”号巡洋舰、“萨拉多加”号护卫舰和“朴利茅斯”号护卫舰——于1853年驶入东京湾，强行打开日本国门，并促成了德川幕府的倒台和之后的明治维新。美国第一次入侵人口大国发生在1899年的菲律宾，接着是美国第一次成熟的国家建设经历。太平洋——从日本到所罗门群岛，包括缅甸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主要战场，美军遍及整个南太平洋。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深深地侵蚀了美国人的历史意识。今天，美国政府关注亚太地区的原因有很多。亚洲——包括印度——是世界经济的地理和人口组织原则，包括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美国的主要条约同盟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以及事实上的盟友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与泰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长期同盟关系。至于中国，中国的军事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挑战。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利用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印度来制衡中国以应对这一挑战。
我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必然处于战争边缘的世界，而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拥挤、紧张和焦虑的世界，即使在不久的将来还不会出现一个势力范围能同美国相比的国家。
还有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是的，冷战结束了。但俄罗斯仍然是个庞然大物。它也仍然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陆上强国，不仅被希特勒和拿破仑入侵过，还遭受过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入侵，因此，它需要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一个温和影响的缓冲区。因此，新的战场将是“海间联邦”，这个术语是由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波兰政治和军事领袖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5】创造的，是一个拉丁语单词，意思是“海洋之间”——指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从北方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向南通过巴尔干半岛，向东穿过黑海到达高加索，有一片国家——我称之为“大海间联邦”——俄罗斯和西方将在这里展开竞争。
俄罗斯政策的新面孔不是地面部队，而是情报行动、颠覆活动、输油管道和腐蚀贿赂。美国将领导北约现在和将来的回应：对俄罗斯采取从信息战到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的一系列措施。为什么美国必须这么做？例如，为什么德国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为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其地理条件慷慨地赋予了它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在这种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所保持的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活力——下，它发展出一种长期责任。与此同时，自19世纪末以来，德国对欧洲来说太大了，对世界来说太小了。不管它看上去以及发展意愿是多么的温和，从长远来看，德国必须受到美国和欧盟的一些限制。
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发现很难聚集意愿来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欧洲人想要自由，但他们不想为此做出足够的牺牲（比如重建他们的社会福利国家），尽管欧洲的精英们早就抛弃了传统的民族主义。他们放弃民族主义的结果是，狂热的民粹主义运动——受到在社会上和经济上边缘人口的支持——在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兴起，从而将欧盟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偏低的国防预算——只有少数国家达到了北约规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是这些意志消沉人口所造成的后果。
这是一种新颖而微妙的后现代主义的投降态度。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被中断了。欧洲正在融入一个不稳定的——将其与欧亚非大陆结合起来的——传统地理中。来自北非和地中海东部混乱地区的数百万穆斯林移民讲述着这个故事。
美国在这里面对的势力太大，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即便只有美国有实力施加关键而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当欧洲变得虚弱，并在地理上融入欧亚非大陆历史的大漩涡之中，在内部和外部的连续重击之下，美国成了西方世界的堡垒。
至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前者由于地理和经济原因，美国在此的影响历史悠久且毋庸置疑，而后者因为羸弱的国家、全球流行性疾病的风险，以及形成中的难以控制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成为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地方。例如，目睹从毛里塔尼亚到纳米比亚的大几内亚湾地区：脆弱或失败的国家、伊斯兰恐怖主义、贩毒、洗钱、疾病蔓延、海盗丛生、巨大的能源储备和偶尔的冲突。
但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忽视。这是美国的地理遗产，因现代历史和后现代技术而加剧了。而且因为地缘政治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作用，每个危机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危机相互影响：世界的幽闭恐惧症日益严重。例如，如果美国在南海向中国让步太多，这会影响美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声望，更不用说它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北亚地区的声望了。但通过这一切，由于自身地理规模和力量，我在旅途中遇到的美国选民只能断断续续地表达对动荡的外部世界的态度。尽管有技术，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被疏离了。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地平线上，除了一排灰色的舰船，还存在着一个东半球世界，在那里，未来战争和冲突的轮廓是由机器人技术、网络能力和精确制导武器决定的，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的确，空中和海上作战需要巨大的资金储备以及雄厚的科技基础。除亚洲本身之外，在还处于《伊利亚特》（iliad）世界的大中东地区，仅仅一把枪——或一把行刑的匕首和一个视频摄像头——就能送你进入战场。显然，星球大战和古希腊的世界经常融合在一起，可以用空中和网络力量来应对古代战士的挑战。但很明显，在一个既古典又后现代的全球冲突时代，有美国人做得好和做不好的事情，有美国人能够做和不能做——也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大东海岸地区的帝国阶级有时候几乎什么都想做。
什么是帝国阶级？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帝国阶级是一大群人，他们怀揣着深刻的使命感，他们的职业利益与这一使命的成功密切相关。他们与记者和智库的政策专家共同定义了整个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媒体走廊的精英辩论，通过定义辩论有助于决定炮轰任何白宫外交政策前沿的舆论。这个阶层经济宽裕，一般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它是几十年繁荣的产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中叶的华盛顿只有少量的智库，而现在这个城市的智库已经饱和。至于媒体，它现在本身构成了一个权力中心，由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和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者主导，两派人在过去都曾支持通过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价值观。[10]他们给这些价值观贴上了普适的标签，但自罗马时代以降，众多帝国阶级都是如此粉饰自己的信仰的。当海军准将佩里于1853年抵达东京湾时，他认为自己是在把基督教和商业带给异教徒。同样，19世纪中叶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出发的新教传教士也想改变中国和大叙利亚地区的宗教信仰。他们一开始认为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但当当地人表现出不接受的态度时，传教变为带来教育以及之后的人权。试图教化是帝国心态的一部分。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传教冲动齐头并进的原因。
这不是阴谋，它所延伸出的不一定是狭隘的，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军国主义的。事实上，帝国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被定义为人道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防止种族灭绝，保护处境艰难的民族、宗教和教派少数派的正当角色，即出口人权。记住，帝国主义可以说是大国行使的一种相对脆弱的主权形式。它的脆弱在于帝国当局对偏远地区的控制无法达到对祖国控制的程度，然而，它仍能在全球各地以适当程度影响结果和进程。因此，一种试图影响海外结果的人道主义可能会沦为帝国主义，而孤立主义和新孤立主义通常不会这样。
或许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6】1899年的诗作《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是将帝国主义粉饰为人道主义的最好例子，《白人的负担》在我们当代人听来肯定是种族主义的，但它可以说是一部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因为它试图传达一种责任感，即富裕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贫穷与欠发达国家所负有的责任。事实上，吉卜林写这首诗是为了鼓励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这是美国所背负的教化使命。
快进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处于和平状态，是单极强国，没有其他对手的威胁。能源市场是稳定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明显的国家利益介入。“9·11”事件还未发生，然而，美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对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了干预。这种干预的压力来自帝国阶级。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争辩，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做法。我的关注点不在于干预是错误的，而是它们发生了。它们一再发生，却不涉及明显而重要的国家利益。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帝国越安全，就越不可能干涉其他地方。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并非如此。只有干预失败的记忆或经济繁荣终结——导致军事预算的急剧减少和精英权力与数量的下降——才能严重削弱帝国的本能。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关注点不在于谴责帝国阶级，而只是表明它的存在以及它可以被如此定义。
记住，征服本身就是衰弱的根源——这是乔治·凯南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7】所坚持的观点——一旦强势介入一个遥远之地并保持一段时间，你就得担负起治理此地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从而增加了自己身上的负担。[11]同时，军事干预可能是孤立主义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长期忽视那片遥远之地，直到你冲动地派遣军队到那里。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尤其是在媒体报道中，多年来它们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它们在一个狂热的新闻周期突然发现某地并立即要求采取行动。
帝国阶级的“普世主义”遭到了传统现实主义者“特殊主义”的反驳。普世主义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同样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不言而喻是美国的，因此是道德的。普世主义淡化了“国家的特殊性”——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令人困惑的——因此减轻了美国人根据不同世界的样子与之打交道的负担。特殊主义接受这个世界所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它倾向于与盟友合作，并尽可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多做贡献；它避免在一个地方陷入纠缠。[12]除非是经济崩溃或明显失败的军事干预，通常只有这种特殊性才能阻碍这种帝国主义的普世主义。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暗示，大陆主义促进了特殊主义。大陆主义意味着关注美国大陆及其过多的国内问题和挑战，以及丰富多彩的地理和历史。这种对于美国自身事务的关注常常会使人对解决外部世界问题的需要感到厌倦。当然，德沃托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发现，即便是最强烈的大陆主义在某些时刻也要向海外责任让步。这是权衡和洞察的问题。
权衡和洞察在平时是什么样的？
来看看德沃托的回答。
在《帝国的进程》一书中，德沃托讨论了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西北部较量的，双方都试图与尽可能多的印第安部落结盟，同时收买其他部落保持中立立场。这是德沃托勾勒美国战略——征服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以西新帝国领土——的关键段落：
西部的军事行动是细微的，但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对于美国的生存并不是决定性的，但美国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取决于它们的。美帝国的地域如此；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国家财富也是如此。这是种微妙平衡且不断摇摆的行动。即兴参与的开拓者组织——每次跨越很远距离，难以起到很长时间的作用——只是提供刚好的力量来维持美国的平衡。[13]
在描述美国西部的大片土地——至少在开始，它们基本上是由零散的开拓者群体取得的（在美国军队进入之前，他们的队形和战术都是不正规的）——时，德沃托在对此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预见到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现今在世界各地的行动。的确，考虑到通信技术的进步，现在混乱的后帝国世界中偏远的海外军事基地彼此相距遥远，就像19世纪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从大平原到太平洋并遭印第安人袭扰的贸易站。美国可以通过海军和空军远距离部署力量，但不管多长时间，它都不能占领或管理任何规模的土地，因此它利用与开拓者作用相似的特种作战部队，同一些派系结盟，收买其他派系保持中立，并通常在可能的时候尽早解决问题。当然，这仍然令人不满意。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不是孤立主义——它与混乱的海外军事基地毫无关系，但这也不是成熟的帝国主义——它设法在某种程度上治理这些领土，并将他们的社会改造成美利坚现在的样子。
正像军事历史学家安德鲁·伯特尔（andrew j. birtle）所写的，“在许多方面，美国军队都是边疆的产物……过度劳累、资金不足，以及分散在许多小哨所中”，军队努力执行法规和条约，并“规范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接触”。伯特尔还写道，军队“融合双方的长处”，并从1835年起在西点军校教授印第安人作战和突袭方法，而不是“放弃传统的印第安人作战方法”。[14]
我的关注点根本不是为军队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辩护；只是说明双方几十年的接触和战争对军队的文化和教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军事历史学家布瑞恩·麦考利斯特·林恩（brian mcallister linn）——他同时也描绘了塞米诺尔战争期间美国士兵给印第安人造成的苦难——指出的，“边疆战争带来了英雄尚武传统中一些最糟糕的特点”。[15]
印第安人战争是关于征服的。尽管一些源自那时候战争的技术——强调与原住民合作的小型移动作战单位——在现在反叛乱战争的教条中再现，但是征服只会使21世纪的美国陷入悲痛，伊拉克就是边疆传统走过头的例子。我在个人层面上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曾支持战争并在之后试图在分析中吸取教训。
但是不要以为像伊拉克这样的灾难不会再发生。因为在帝国阶级中仍然存在着重复伊拉克错误的冲动。每一次政府行动不够积极，就能见识到对“绥靖政策”的不满——至少根据纽约和华盛顿一些人的说法。然而，美国需要认识到不是每个对手都是希特勒，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也不像现在看来那么形象鲜明，考虑到在此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600万军民丧命，没人想重蹈覆辙。一定程度的绥靖政策——历史上常见的政策手段——将成为未来所有负责任总统的一部分。将其用作“骗局”是没有效果的。命运是不可提前知晓的。大战略要同国家的能力和资源相符，将目标与手段结合起来，尽其所能。这意味着不是每一场战斗都要参与。意味着，比如说，在大中东地区轻微而巧妙的介入和也许在欧洲和东亚地区稍明显的介入。
威廉·普法夫在最近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尖刻批判《“命定扩张论”的讽刺》（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中，有几个与此讨论相关的高明而敏锐的见解。他写道，威尔逊将“命定扩张论”彻底改造为“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再者，“全球威胁和威尔逊主义的世界改革的并存似乎是美国国家想象力找到的应对由于地理隔绝的丧失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的唯一方法”。换句话说，使世界上其他地方像美国一样，是失去两洋保护的美国人所能找到的弥补他们新弱点的唯一方式；民主推广以这种方式成为“孤立主义的虚拟形式”。的确，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总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其他人的历史经验，即使他们关注其他国家。毕竟，在西方思想中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美国思想中，美国思想相信历史会向一个明确的结局发展。[16]
但很遗憾，进步并不是必然发生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人是在历史上拥有独特使命的特殊民族，这或许可以说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过分相信也会导致灾难。梅尔维尔这样评论亚哈船长【8】和他的船员：“啊！他们仍然努力穿过无垠的大海去寻找一样可能摧毁他们的东西！”[17]
我们是谁？
已故的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说：“我们是最后的‘第一’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最后的拥有原始本能的民族，怀揣着灵魂深处的“征服”本性去征服空间。我们征服的第一个真正空间是大平原，“美国的支点”，奥尔森写道。然后是大平原所预示的太平洋——它预示着世界。[18]现在的征服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试图采取出口公民宗教的形式：代议制民主、人权、法治等等。但是这假设了除我们自己的历史外，任何历史都不重要。它假定世界其他民族大不一样的历史经验以及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并不重要。虽然民主、人权等等的好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会按照我们要求的进程达成它们或是它们的变种。更不用说民主和人权这样的原则本身并不总是和谐的事实：在一些地方，少数人的权利在君主统治和独裁统治下比在多数暴*和彻底混乱下——这是民主实践失败的阶段性产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应该反复牢记，边疆归根到底是实事求是地实践，而不是根据常识的实用智慧来想象和生活的。没人能够像20世纪伟大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表现的那样敏感，他在心脏地带的威斯康星州出生并长大。凯南相信的事情会令现在的政策精英阶层感到毛骨悚然。例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特征不如其国际行为重要，即使该政府对内采取压迫式的政策；如果它对外负责，它的外交政策符合美国的目的，那就足够了。他认为维持力量的平衡比宣传道德原则更重要。与其说凯南是一位原创型思想家，不如说他提醒和训斥国父们在国际关系中所主张的东西。作为他的传记作者，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解释说，凯南认为，美国安全受到的来自对手的威胁要比来自本国领袖和精英错误观念的威胁小。[19]
我看着窗外这些驶往中国的灰色舰船：现代主义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曾提到的“中国”，现在象征着我们沉浸在更广阔的世界以及问题与可能性的无限网络中。哥伦布当初可能将美洲误认为中国。但中国的意义是作为美国的最终命运。这些灰色舰船捍卫自由的海洋秩序，它是21世纪早期所有国家为世界提供的善行中最好的，也是美国的反对者无法完全否定和抹杀的——即使美国不时犯错。美国不可能——在没有接近美国价值观的继任者的情况下——甘愿退居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英国可以依赖美国，所以它在帝国解体的情况下文明社会没有遭到灾难。换句话说，它可以对美国的力量让步。但是现在美国看不到这样的国家。亚太地区如果没有美国海军的存在就无法保持稳定的均势。中东不太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因为它还未能完全适应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建立在共同经济同盟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秩序一直在松动，因此它不足以独自面对一个反复无常和坚定自信的俄罗斯。因此，美国必须在国际上维持自己，即使美国不能解决许多问题，也必须避免昂贵的干预，同时美国要记住成功帝国的经验是克制、谨慎和战略耐心。
因为美国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大陆所不具备的，所以美利坚作为一个民族被赋予了道德和非道德的责任。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回归18世纪和19世纪边疆所真正代表的思想。边疆是关于节俭资产的。它是关于越过边境线向外推进的——但只是在照顾美国利益的时候。它是关于维持供应线的——然而这使美国的脚步放慢了许多。它是关于力所能及而非自不量力的，同时它不是胆小怕事的。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实用主义的。
我们必须保持现在时态的边疆思维模式。边疆一直是美国例外主义背后的秘密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理所赋予的。
永远不要认为这些舰船是理所当然的。记住雅典——其民主帝国催生了伟大的哲学和文学作品——曾是海洋强国的代名词。望着圣迭戈港，我想到了亲眼看到的美国的地理禀赋，仿佛一座巨型桥梁的弧形跨度；森林、草原、沙漠和山脉都凝聚成一个控制人类维度的单位。这些在停泊位上的舰船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庞大野心和传教倾向，还是因为美国充满活力的生命力：美国公众带着所有的抱怨和失望与民粹主义煽动者暗通款曲，并最终在至关重要的海外事务上信任和接受其统治精英。然而，这些舰船可能不只受到外国海军的威胁，它们很可能也受到我们自己所制造灾难的威胁——它摧毁了信任。因此，只要我们记得所有——而不仅仅是一些边疆——的教训，这些舰船就将停靠在这些泊位中。
【1】高平原是美国平坦的草原地区，有时指大平原南部，有时特指埃斯塔卡多平原北部，按后一意义，高平原可包括得克萨斯州的最北端地带、新墨西哥州东北部、科罗拉多州东部和堪萨斯州最西部。经济以养牛，种植和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
【2】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位于美国纽约州长岛拿索郡，主要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屠杀的资料。
【3】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创始人。
【4】马休·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黑船打开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而闻名于世。
【5】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波兰国家首任总统（1918—1922）和军事独裁者（1926—1935）。
【6】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营房谣》《七海》，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等。1907年吉卜林凭借作品《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年仅42岁，是至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7】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
【8】亚哈船长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捕鲸船“裴廊德”号船长亚哈，在一次捕鲸过程中，被凶残聪明的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因此他满怀复仇之念，一心想追捕这条白鲸。他的船几乎兜遍了全世界才终于同莫比·迪克相遇。经过三天追踪，他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也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掉入海中。全船人落水，只有水手以实玛利一人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