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阴历4月14日，我生于南京一个大户人家。

这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我的祖父早年曾任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校长。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也毕业于东吴大学，父亲曾任南京警察局长。

相比起来，我对祖父的印象比外祖父要深。因为祖父为人忠厚善良，也因为我从小深得他的宠爱。

祖父共娶过三房太太，我父亲系三房之子。当时，整个家族里第三代即孙男孙女多达几十个。但祖父却十分宠爱于我。记得每逢祖父开家宴，几房太太家的儿女辈中，常常唯我一人有幸去赴宴。封建习俗，女子是上不了桌的，而祖父却对我破了此例。据说，这曾使其他几房太太们切齿痛恨过，但没办法，只好作罢。

我这处境多半也是沾了我母亲的光，她是四房中最有文化的一个儿媳，人品，长相也讨人喜欢，因而颇得外祖父的欢心。

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我9岁那年祖父去世了。成群成群的人来吊丧，我在人群中又怕又伤心，泪水扑簌簌地流个不停。

从此，我不仅失去了祖父的宠爱，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因此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虽然，直到解放前，我父亲仍任过国民党的人民大会堂主任等职，但由于我家子女多，（共生过11个孩子，活下来5个），经济条件在失去祖父资助的情况下，渐渐地大不如昔了。

虽然在祖父眼中，我是那么娇贵，但在我自己家中，我并无多少优越感。加之我既非老大，又非老小，因此，七八岁上就担当起母亲左右手的重担。烧饭、洗衣、做菜，什么都得干，也什么都会干了。所以，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娇小姐。相反，也许过早承担了家务重担。我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苦，并能吃苦，肯耐劳，和父母亲的感情也深厚。因为我较早地体会到了长辈们操持生活的不易。

记得抗战时逃难中，一次日本人飞机来空袭，我怕母亲被炸着，全然忘却了自己，拼命拽住母亲往一张桌肚下钻。在桌肚里，我不停地祷告着，祈求上苍保佑爸爸，保佑妈妈，保佑我的一家人，却忘了提到自己……

我就读于苏州小仓口小学。小学里最令我自豪和欣慰的是：我从三年级就开始迷上了演艺。因为我个儿较高，长相也不错，老师让我演白雪公主、演皇后。我穿着母亲的皮大衣，站在台上那份激动与满足，今天仍十分清晰地回味得起。

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吧，十多年后，当我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时，学校校长动员我去投考华东戏剧学院，虽然当时我一直在准备投考理工科大学，但校长的鼓励令我受宠若惊，自己又有着这种爱好，我便真的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不巧，正遇上一次全国性大流感，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头痛。一到上海就发起了高烧。夏天，裹一身毛毯仍打着寒战。报考人之多更令我发抖，全国共有九千多人呐！

幸好，我竟然通过了初步筛选，拿到了准考证。

初试更严了，里外大厅都是人。走进去时，每一细节都有人在评分。幸运的是，我又通过了。我那份高兴哟，情绪一下子放松了，连病也好了许多。

口试后，院长问我：“将来有何打算？”“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人民的好演员！”我答得干脆，响亮，引得旁听者都笑了。

可结果呢？女的共取三名，两名招了专业人员，普通应届生只录取了一名——我落选了！

唉，如果要说什么是挫折，什么是打击的话，这，大概算得上是我这辈子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打击了。我不仅失去了当演员的机会，也永远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等发榜时，普通大学考试已过了。再等一年吧，我家的经济状况又不允许。我就此走上了社会，参加了工作。

说到经济条件，我家从解放后开始，是彻底地败落了。生活简直跌入了谷底。因为父亲是伪职员，便失去了工作。母亲仍在小学教书，收入菲薄，全家主要靠变卖家当度日。生活之苦，超乎预想。比如，1951年我初中毕业时，空军在我们学校征兵，我是唯一被招收的女生。结果呢？通知下来那天，到得迟了，限定第二天就要动身。可是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家时，才意识到我根本就去不成：父母亲都在外地，而我自己连基本生活必备品都备不起！我痛苦地趴在床上哭了好久，终于没能成行。为此，我母亲至今仍感到有愧于我，我自己倒也不在乎什么了……

那时，我读书靠免费，书本费也交不出。幸亏班主任是个十分好心的老师，她为我交书费，买课本，我才得以上完小学。所以，至今我对这位老师仍念念不忘，时常去看望她，从未忽视了这段人间的真情。

生活贫苦不说，我从上了小学后，就再没享受过一天“千金小姐”的滋味。父母曾一度到上海去学习、谋生。我一面磕磕巴巴地上着小学，一面还要做家务，并照顾小我很多的一弟一妹的生活。不过这也是件好事，使我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含义，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操持家务的能力。

也因此而促成了我的一股倔劲：我企盼着通过好好学习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为家庭分担忧愁。所以，我的功课从小学到中学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

我拼命读书，每天都要到学校去晚自习，很晚才回家。因此，我初一就成了近视眼。这我不怕，怕的是考不出好成绩。只要考试低于90分就羞愧得直哭。我的要强好胜还体现在对数理化的一股倔劲上，大家知道，女学生一般数理化都较差，我却偏偏不服这口气。所以中学时我为啃数理化简直入了迷。书本上的习题每题必做，还看了大量参考书。为的就是将来报考一类大学。而且一定要考理工科！

你想想吧，当我后来非但没考上一类大学，而且连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哟。

滋味归滋味，我还是振作起来，踏上了人生的另一站——1956年10月，我被分到省文联办公室做文书工作。

这时，我那好胜而又单纯，对社会对人生的无知，又一次跳出来主宰了我的命运。

那是我到省文联一年后的事情。

党中央发出了全国第二次上山下乡的号召。那时，我正在虹桥干校学习。

一股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理解的热情，促使我主动写了一张大字报：《一个未来母亲的决心》，贴在了干校的大楼上。

为什么说是一个未来母亲呢？

我已于1956年底结婚了。当时，肚里正怀着一个孩子！

这种情况，本来是大可不必报名上山下乡的。当时省文联的领导钱静人等都劝过我，我就是不听。总觉得我年轻，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欢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戴着大红花，怀着对未来无限的激情和美好憧憬（诗人丁汗稼还因此而感动地为我写了一首诗，即席朗诵），踏上了驶向浙江海宁我丈夫家乡农村的车厢。

在海宁，我一个人教一个农村中学班。

那时，农村教学条件之差，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一座破庙是教室，桌凳全靠学生自带，我又教语文，又教数学，又当教师又当“校长”。

学校地处偏僻乡村，到公社开一次会，起码步行十多里路，我独自一人生活，孩子丢不开（下乡不久，我就生下了儿子晓农），我就揣着奶瓶、尿布，背着孩子去开会，一去就得一天，回来时就打着手电，一个人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摸索……

我不允许自己懊悔，凭的还是那一股倔劲。我深知看我笑话的人不会少，尤其在偏僻落后的乡村，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尤其不能示弱，否则，我将不能令学生信服，我自己也不会饶恕我自己。

就这样，我咬紧牙关挺了下来，并因此受到县里的多次表彰。

1959年2月，我在南大历史系念书的丈夫毕业后，分配在南京，我得以调回了南京。

从时间上看，这次下乡对我并无多大损失。但实际上，我失去一块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基石——我在下放时，因工作试用期未满，是作为退职人员下去的。回来后，我也就没有正式编制，只能在一所中学任代课老师。

代课就代课吧，吃过黄连的人，还怕苦瓜吗？

一代就是两年。

1961年2月，我有机会回到了文化系统。在中山陵藏经楼上，当时的国画院设立了一个供老画家们作画的地方，我在那儿做文书及资料保管等工作。

那年，我25周岁。

虽然在经历了下放等许多磨砺，但我对未来的信心及理想却从未枯萎。毕竟我还只25岁呵，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我相信：凭着我的年轻，凭着我那已不算浅薄的人生经验，凭着我对理想追求的一股不屈不挠的倔劲，我将重新踏上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我的人生将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我定会迎来一个辉煌绚烂的春天……

就这样，怀着一颗25岁的年轻人的心，怀着对未来的种种美妙的并不算奢侈的期望，我兴冲冲地走向藏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