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他了。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封信，从文明路的窄狭人行道上走了过来。老头儿已年逾古稀却穿戴得出奇的整齐。他那套用西服改制而成的制服，虽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光彩，但是还显得那么挺刮。脚上不入时的方头皮鞋还擦得挺亮。他那干枯的右手拖着一根雕镂精致的手杖。这根手杖在过去是作为一种文明的标志，而现在却成为他走路必不可少的依靠了。

和他一同住在文林巷的街坊邻居尊敬地叫他一声周教授，但是这一街一巷的娃娃们却叫他“假洋鬼子”，因为前些年娃娃们明明看到造反派把他押着游街时，挂在他的颈项上的牌子上面便是这么写着的。经过一阵批斗，被勒令退职回家，不准他继续在讲坛上放毒了。“***”垮台后，他终于被落实了政策，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取消了，恢复了他和他还留在美国的儿子的通信联系。勒令退职改为退休，工资照拿。许多人羡慕他坐在家里享清福，他却感到很不愉快。他的老伴在前几年的动乱中病死了，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他感到寂寞，幸喜得最近学习英语成风，他的英语是顶呱呱的，就自动找了两个他认得的社会青年上门来学英语。这两个学生出去一宣扬，许多大学教工的子弟都想来找他。他觉得人多了，便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开不得玩笑的，因此他决定去请示。

他把想利用自己家里的空客厅办一个英语补习班的事，向街道办事处汇报了。街道办事处的人告诉他，个人办学，过去没有过，这是属于“思想解放”的范围，拿不准，要他去问一下区教育局。他到区教育局去问，也说拿不准，要他去问一下市教育局。他又到市教育局去问，市教育局劝他写个报告给省教育局请示一下。

于是，他到了省教育局的传达室。过去热情接待他的善心老头不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老头坐的椅子上，正一心一意地编织她那件鲜艳入时的毛衣。

周教授不知道那位善心的老头的孙女顶替了她爷爷的工作岗位，却没有承接她爷爷热心的工作作风。竟冒失地打扰她艺术创作的构思，把手里的报告放在她的面前，并且说一声：“麻烦你把这报告送给局长。”

“搁那儿吧。”威严的女传达头也不抬地说。

“是不是请你快点送进去……”周教授谨慎地加上一句。

“你急什么！”

“我怎么不急？我都七十出头了。”周教授本想这么回答，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在这个姑娘面前还有青年、中年、老年的几十年的长过程呢。

周教授再没有说什么，拄起手杖，又回到他的蜗居里去咀嚼他的寂寞去了。

半个月之后，周教授的报告，到底从传达室旅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秘书的这一张办公桌旅行到办公室主任的那一张办公桌。

王主任拿起报告，在皮软椅里转动一下，取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并且把刚才泡得恰到好处的清茶呷了一口，满意地咂一下嘴，便开始阅读周教授的报告。周教授在报告里说：“为了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为国家储备外语人才”，周教授愿意在自己家里，办一个英语补习班。

“好事。”王主任想。现在想学英语的青年的确不少，他自己的儿子就想学。于是，王主任在报告上用眼睛目测一下，审度已经留够供局长们批示的地盘，在后边批上一句话：“好事，请社会教育处核呈局长传阅批示。”

社教处有一个科员翻看一下，觉得这是好事，但不是急事，于是请这报告到张处长办公桌上的公文卷宗的底层“稍候”。一个星期之后，张处长终于轮到看周教授的报告。他完全同意王主任的看法：这是好事！但是张处长处理事情从来不独断专行，他这个处里不仅有两个科员，还有三个副处长。于是他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来共同研究。在会上，按照不成文的习惯，从处长、副处长到科员依次发表意见。张处长说，“这是好事。”第一副处长表示，“这的确是一件好事。”第二副处长用了半个钟头的发言证明处长的正确性，而且补充，“这对‘四化’有利。”第三副处长当然更是忙不迭地叫拥护了。惟独有一个科员偏想发挥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除开拥护处长的“好事”论点外，却提出，“办补习学校的事，应该转到市教育局去审核批准，用不着我们管。”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以转到市教育局为妥。不过张处长说要加注“好事”二字。几位处长都签了字，便送给分管社会教育的宋副局长去审核，由他转送给孙局长核定。

宋副局长历来对下级完全信赖，既然他们都说是好事，何劳他费神去看报告？他毫不迟疑地便在上面写上“同意，请孙局长核定”。签上名，立刻退给办公室。

孙局长一看报告上面有“好事”的批语，报告末尾又是著名教授的签名，引起了翻一翻的兴趣。一看，果然是一件好事，应该表示支持。于是他提起毛笔，在报告上宽阔的头顶上写上请办公室送给另外的五位副局长“一阅”。

五位副局长各自按自己的习惯，有的看得快，有的看得慢，终于在这报告上划上了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钢笔的、圆珠笔的、毛笔的、圆的、不圆的圈圈，退回到办公室。

周教授的报告到底在省教育局的大院里走完了漫长的旅程，时间也才不过花了两个多月。于是它带着满头的五颜六色的签名和“好事”的桂冠，开始向市教育局进发。

但是这一切周教授并不知道。春天明显地从这个城市消逝了，在这两个月中，他除了因心脏病复发，到医院住了一个月外，成天呆在家里无事干，数着檐头滴着夏雨的雨珠，一颗一颗落在阶沿石上，就像一滴一滴落进他的心窝里去。

他决定还是到省教育局去问一下。这一回好，传达室里是那位善心的老头在当班。他说明情况后，老头答应进去问一下。他进去不多一会，就带着办公室王主任出来了。王主任既温和又客气，道：

“周教授的报告，局长们都看过了，都认为这是好事，应该批准。……不过这种事应该由市教育局去批，我们已经把你的报告转到市教育局去了……”

周教授虽然感到不很满意，但是既然“都认为是好事”，事情总算有了希望。

周教授只好到市教育局去问一下。他顺利地走进了市教育局的办公室。办公室查了，但没有查到这份省局发来的文件。周教授简直想呼唤起来，然而周教授没有也不敢呼唤，只好回去静候消息。

又过了一个月，盛夏已来，周教授等得不耐烦，不得不开始他的新的奔波。他隔几天去市教育局问一下，办公室的干事答应再好好查一查。

时间像流水般从周教授眼前流过去，他已经是穿着衬衣、绸裤和凉鞋，冒着暑气和常有的偏东雨，在浓荫如盖的梧桐树下拖着步子慢行了。这一回市教育局作了明确的回答，报告找到了。当然没有告诉他这个报告曾经在夏副局长的抽屉里关了一个多月的禁闭，因为夏副局长到省上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会才回来。

周教授赶到市教育局，办公室的干事热情接待：“你看，郑局长批了，这件事由区教育局批一下就行了。”

周教授还说什么呢？

过了几天，周教授匆匆忙忙赶到区教育局去。幸喜一去就找到了区教育局长，而且从区教育局长的口中知道市教育局的确把他的报告转下来了。但是区教育局长告诉他说：“这当然是好事，不过……”

周教授打了一个寒噤，区教育局长说：“不过这件好事牵涉到社会青年安置办公室，还和工会的职工教育委员会有关系，自然也不能脱离街道办事处，我们准备把几方面的人找来专门研究一下。”

院子里的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发黄，秋天来了，还不知道区里研究得怎么样了，他看到阶下凋残的花，叹了一口气：“好事真难办呀。”

周教授等着，立在阶前，看到花坛上的迎春花开放了第一朵黄花，春天来了，他的好事也该有生机了吧。

果然，街道办事处派了个姓罗的同志来找周教授。他自称是街道英语补习学校的副校长。他送来街道办事处聘周教授为英语补习学校校长的聘书。他拿出一个打印好的办学计划，十分周到。看来这位罗副校长是想借周教授这块金字招牌，扩大招生，并且收取可观的学费和杂费，算是街道办事处的生财之道。既然要收学杂费，自然要请一个会计员吧，出纳员倒可以通融由会计暂兼一下。有了钱便要采买，少不了一个事务员吧。还要请一个打杂的公务员自不必说了。将来工作展开了，说不定还要请一位作思想工作的支部书记来……罗副校长兴致勃勃地说：“所有办事人员都物色好了，万事俱备，只要周教授答应当校长兼教员，这个学校便可以开张了。”

周教授听了，大吃一惊。他万没有想到，奔走了一年，这件好事竟变成这样！他该怎么办呢？他感到天旋地转，罗同志那张大咧咧笑着的嘴巴竟像一个陷阱要吞他下去。他的神经紧张得无法忍受，竟然发狂似地用手拍打自己的脑袋，大声地叫起来：“我不办了！我什么也不办了！”

“这么一件好事，你为什么不办了？你的报告被区教育局批准了呀。”罗同志很奇怪，他把周教授的申请报告和区教育局批准文件从提兜里拿了出来给周教授看。

周教授拿着他那份上面批着“好事”和圈着大小圈圈的报告，笑了起来：“哈哈，好事，好事……”他把那份报告撕成粉碎。

周教授病倒了，他的好朋友、医学院的倪教授赶来给他看病。当倪教授知道他这一年来想办成一件好事而没有办成的过程后，对他说：“你想教几个学生，尽管在自己家里教就是了，何必去写什么报告呢？你看那满墙贴的‘包考大学’的各种补习学校广告，谁去登记过？这些欺骗青年的玩意儿，谁在管？”

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倪教授把周教授办好事没有办成的事当作笑话说了，没有想到却引起在座的省委书记的注意。他说：“荒唐，许多好事都被官僚主义淹没了。”

一个调查组奉命组成，到省、市、区教育局和街道办事处去检查这件没有办成的好事，上上下下，从那厚厚的卷宗里，看到写着许多“好事”的批准文件。证明倪教授反映的确实不只是一个笑话。教育局和统战部决定派人到周教授家里去看望周教授，并且批准按他想的办法办补习班。

到了周教授家里时，看到倪教授也在那里，却没有看到周教授。他们问倪教授：“周教授呢？”

倪教授难过地回答说：“我前天到他家里把好消息告诉他，他高兴极了，谁知兴奋过度，昨天早上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了，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就是好了，他的好事恐怕也办不成了。”

倪教授正在清理周教授桌上的东西，把他没有写完的一封报告稿给教育局的同志看，那上面仍写着：“为了适应中外交流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我愿意竭尽绵薄……”

倪教授和来的几位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说，久久地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