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我们局党委的第一把手常书记，这一回是下定决心，要把局中心学习组的理论学习认真地抓起来了。他把局党委一班人和局长、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各处处长以及下属单位的经理、院长都找了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动员会，传达了市委和机关党委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市委决定的及时性、必要性、重要性和当前学习理论的条件优越性，足足讲了一个钟头，然后他把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学习纪律等等，又讲了一个钟头。一直听到院坝食堂门口人声鼎沸，还听到叮叮当当筷子敲碗的声音，他察觉到一些头头把目光集中到窗外，是快下班吃中饭的时候了，才收检起自己还准备发挥的最后一点，宣布散会。他当场决定我这个过去一直陪首长们学习的宣传干事担任中心学习组的秘书，驾轻就熟嘛。他还叫我去机关党委把学习材料领回来，给每人买一本塑料皮的学习笔记本，连同学习时间表和学习纪律规定，送给每一位局首长，要求大家按时参加学习。最后他特别嘱咐我，要根据他的动员报告起草一份简报报送机关党委，抄报市委宣传部。他还叫我转告行政科的陈科长，准备好中心组的学习室。

今天下午是第一次学习会，我早早地到了学习室。嗬，陈科长为首长们的学习真想得周到。屋子刷得干干净净，沙发摆得整整齐齐，买了新的暖水瓶和茶杯茶盘。还怕首长们在沙发上坐久了，屁股难受，打了一色的新绒布垫子来铺上；还怕首长们热着了，特地花了三百几十元买来一台崭新的落地电风扇。

规定的学习时间两点半早已到了，还没有一个头头来。那电风扇直见在那里忠诚地进行无效劳动，转来转去，扇个不停，嗡嗡嗡地。一直等到快三点，才稀稀拉拉地来了五六个人。最叫我奇怪的是党委的第一把手常书记竟然没有按时来。我真有点儿急了。莫非真是流年不利，一年不如一年吗？我正想去找常书记，却从窗口看到他端一个精致的磁茶杯，沉着地走进学习室里来了。

“嗨，迟到了，该我作检讨。”常书记一进学习室就说。不过接着又解释：“才睡午觉起来，就被人缠住了，落实不完的政策，真是……”说罢他用手抹一下他那梳理得整齐的一头霜发，不胜感慨地叹了一声气。大家对常书记的诚恳检讨是感动的，对于他的解释也是理解的，因而对于他的迟到当然是原谅的了。

常书记迈开沉重的步子，把他那明显地肥胖起来了的身躯，缓缓地落进垫着软和垫子的沙发里去。他似乎对于陈科长提供的软垫子并没有什么舒适的感觉，但他一眼看到那台正对着他扇凉风的亮晶晶的电扇，嘴里便叽咕几句：“乱弹琴，买这么好的电扇干什么？”然而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毫无疑问，他，还有已经来的其他头头们，对于行政科长办的这件好事，是心领神会的。大家对于书记在这种场合应该对下级表示的轻微责备，也是十分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再发表关于新电扇的议论，而是尽情地享受那轻微地嗡嗡着的电扇扇出来的凉风所提供的服务。

常书记坐定，拿起别人转送给他的陶瓷厂试用新产品——夹层磁茶杯，放进他特别托人从杭州顺便带回来的高级龙井茶，泡上水，端起来闻一下龙井茶散发出来的香味，并且品了一口，看一看磁茶杯上金色的兰花，才微笑着开口问我：“小张，都到齐了吗？”

参加中心学习组学习的只限于局级的头头们，就那么十几个人。他一眼就可以看清，可是他还特意地问我到齐了没有，我领会他的意思是，他十分看重这第一次学习会，于是我拿起名单清点人数。

我环顾学习室，细声地对着名单说：“第一书记常书记到了，第二书记李书记也到了。常务书记赵书记还没有来……”本来党委分工是赵书记抓学习的，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他没有来。

“哦，老赵呵，他肯定是昨晚又失眠，中午补瞌睡过了头。”常书记替赵书记圆了场，而赵书记的失眠症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继续查对，四位书记里还有崔副书记没有到。哦，崔书记今天上午对我说了，他上星期就和高干门诊部约好了，今天下午非去复查不可。我早就听说这种病对许多老干部是最大的威胁，马虎不得，复查是必要的。

至于局长们，罗局长是局里业务上顶大梁的，最近到北京开会去了，还没有回来。七位副局长里已经来了四位。其余的三位中，有一位正躺在医院里呢，还有一位在干部疗养院里已经住满两期，正住第三期，有一年多了，不知道还要疗养多久才能回来。还有一位曾副局长为什么没有来？他的办公室就在学习室的对面，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一下。哦，他正忙着和什么人在谈话。他抱歉地对我说：“小张，我要迟到一会儿，过一会儿我就来。”他的工作既然这么忙，学习也是为了工作嘛，算了。

我回到学习室继续查对名单，赵书记端着一个描金磁茶杯，慢吞吞地进来了。看他那眼皮浮肿、精神萎缩的样子，的确是午觉睡过了头，大概是才从床上爬起来，泡好茶就来了。

到了三点一刻，我再数一下，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常务书记都到齐了，四个副书记来了三个，八个局长来了五个。应到的十五人，实到了十一人，到了三分之二，这算不错了，比过去任何一次学习会来的人都多，甚至比局办公会议到的人还整齐一些。还有几位头头既没有来，也没有请假，大概是不会来了。我向常书记报告了实到的人数，我说：“能够来的都来了，没有来的不会来了。”我说的本来是真话，偏偏惹得大家笑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常书记没有笑，但分明看出，他有几分满意。于是他宣布开会。他又不厌其烦地把他上次作的动员报告的要点重讲一遍。最后，他喝了一口清茶，强调说：

“同志哥呀，要学习呀，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呀。”他似乎觉得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说法，在这里可能不很贴切，便又修正一下：“说到挨打，我们这些老家伙过五关斩六将都过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也过来了，挨的打已经够了，还挨什么打？现在落后了无非是叫你让贤，到第二线，当顾问，或者离休，这就到了头了，还挨什么打？我倒不相信卸磨杀驴的话。”

我原来在党委办公室的时候就听说过，常书记对于让贤很有一些看法。市委组织部新提拔起来的陆副部长曾经移樽就教，来找他谈过话，商量局的接班人问题。他感到有几分不痛快，听说他当时说过：“折腾了十年，才官复原职，屁股还没有坐热呢，又叫让贤了，什么让贤？还不就是像过去一样，靠边站嘛！”年轻的副部长按中央文件精神向他作了解释，他有些不自在，又不好说什么。等陆副部长走了，他却在办公室里发火：“哼，毛孩子，教训起我来了。中央精神我还不懂？”他继续在生闷气，甚至说到：“老了，没用了，拉了几十年的磨，拉不动了，是到了卸磨的时候了。”这几句话我过去是亲自听到的。人家说他说过卸磨杀驴的话，我却不敢证实，卸磨是说过，没有听说杀驴这种说法。

常书记说到这里，第七副局长——哦，他虽然是一个副局长而且是局里最末一个副局长，我在这里却要叫他一声“雷局长”。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无论从他那身高一米八，腰围一米多的个子看来，还是从他那好像还留着斧痕的粗糙的脸和大手大脚看来，或者从他那声如洪钟的嗓门看来，都是粗线条的人物。听说他的资格是很老的，身上留得有几个枪弹窟窿就是证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得最早，结果却还是在局里只坐了最后一把交椅。他对“雷副局长”这个称呼历来表示反感。你去找他办事，叫一声雷副局长，他会不搭理你，甚至拧起眉毛看看你，嗡声嗡气地说：“你叫我，‘雷第七副局长’好了。”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叫他一声“雷局长”——雷局长接上腔说：

“是哟，当顾问，办离休倒不要紧，当顾问也还体面；我就怕别人顾得上才问，顾不上就不问，把你凉在一边。我承认，我还不能无私无欲：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看病要车子怎么办？出去看朋友，都好像矮了一截子……”他平时说话像炒豆，人家又说他像放机关枪，噼噼啪啪，说得快，我记录不下来，不过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不满意！”雷局长的“不满意”早已在局里闻名。他对于什么都不满意。对于街上排队买东西不满意；对于报纸批评官僚主义不满意；对于***同志的话不句句照办，偏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满意；对于调整工资规定不调十三级以上干部，从而没有他的份，不满意；对于他被任命为第七副局长，更不满意。对于电影里面男女谈情说爱，追赶拥抱的镜头；对于软绵绵的歌声那就不但不满意，甚至厌恶透顶。他家里的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是齐全的。他生气说：“都给我关上，不看不听，心里干净。”他常常在机关里像这样放机关枪，大声武气地。有的人在暗地里给他使劲，鼓励他放。机关枪算什么，要放大炮才好呢。

李书记和常书记、雷副局长论调却不同。他坚决拥护中央文件的精神。虽说他年近六十，但身体还好，满面红光，看上去不过五十岁左右。正像常书记对他说的那样：“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太阳，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了，你却还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正是骄辣的时候呢。”

李书记是局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常书记把退下来的手续办完以后，他可能已经迈过六十岁的大门，没有资格当接班人了。不过由他来组织一个“看守内阁”是够条件的。等中青年的接班人培养起来了再接他的班，有何不可。当然，这决不是他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理由。这是不能恶意曲解的。

今天的会本来是学习会，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的。不知道怎么的，因为常书记一句“卸磨”的话，就引出雷副局长一篇气愤填膺的牢骚，又引来李书记的激昂的阐述，其他副书记、副局长对于老干部退下来的事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高谈阔论起来，七嘴八舌的。

我本想提醒常书记，要掌握好会场，讨论不要走了题。后来一想，交接班的问题也是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大家谈谈也好嘛。这样自由议论一番，也许更活泼一些。我觉得比过去的学习会进步多了。过去开起学习会来，不是叫我把文件照本宣科地念一遍，混过时间，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照文件的字句重复地说过来，说过去，然后说几句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的话收场。今天各抒己见，切实得多。只是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乱扯，我记录起来实在困难。

我对于别的头头的发言，都只记了三言五语，因为他们即使说了一大篇，我用笔加以清洗、过滤、浓缩之后，剩下来的也实在不过三五句。惟独对于名列第二副书记的张副书记的发言记得很认真。因为每次要我整学习简报，我只要把他那比较系统的发言加以整理，冠以发言综合记录的名义，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习简报了。张副书记看样子不是一个工农干部，但也不是全国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干部，而是一个参加革命比较早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果不是“三八式”的话，也必定是“抗战牌”的。听说是抗战后期从北平到了华北根据地，后来从华北南下的。比起常书记、雷副局长的南征北战和李书记、罗局长，还有王副局长的“三八式”来，当然差一截，可是比起其他的副书记、副局长来，资格可能要老一些。我听他发言，感到他读过不少的书。对于中央文件的精神，不仅能领会精神实质，而且能引经据典地加以阐发，启发人们思考，的确是最有水平的人了。而且由于这一点也使他在不注意的时候，表现出几分自负的神色，招来其他文化较低的头头们，首先自称是大老粗的雷副局长的侧目而视。也许正是因为他有知识分子自视不凡的毛病，始终没有让他担任最重要的工作。只是分工让他抓下面一个设计院。而他又偏偏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几乎栽了个大跟头。五七年他在设计院主持鸣放会，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他都表现出“立场不稳”，因而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差一点被划成内控右倾分子。还算好，多亏他披肝沥胆地作了诚恳的检讨，结果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从此以后他不得不收敛一些，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了。他抱定一个宗旨，不见文件的话不说，没有上级指示的事不做，而且别人和他谈的话，他对别人谈的话，事后都作了认真的记录，以免被人像上两次斗争那样，随便掐头去尾，无限上纲，使他有口难辩。他就是这么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六、七年。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还是没有跑脱，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臭老九”，而且把他的五七年到五九年的档案翻出来看，他是“臭”得有根有据的，而且这些材料经过造反派中的笔杆子们的精心炮制，还发现他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起初把他抓起来关进“牛棚”，后来又发配到五七干校。这倒好了，他利用这几年功夫锻炼好了身体，还认真通读了《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选集》，而且不止读一遍，那本“红宝书”，他背得烂熟，无论造反派怎么考问他，他都能对答如流。但是即使他成为一个“红宝书”通，也不可能得到五七干校军代表的信任。军代表早对他下了结论，说：“你就死在干校，埋在干校吧。”所以，他在他写的一首七律诗里有这么两句：“岂无青山埋忠骨，自有白露荐英魂。”可见他是下决心在山沟终老此身了。他万没有想到“***”垮台后，落实政策时又调回局里来。因为局里的常军代表已经任命为当然的书记。他从原来的第二书记降为第一副书记，后来新调来了头头，通知上明明说摆在他的名次之前，事实上他再降为第二副书记了。但是他感到很愉快，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看来是要切切实实地加以贯彻的。他的错案平了反。他的思想重新得到解放，敢说敢当了，这也可说是“故态复萌”吧。所以学习会几乎成为他的讲台，他常常引经据典地一说就是一个钟头，喝了近一瓶开水，别人只有在他喝水的当儿，才能插上一段话。那真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既然已经成为习惯，大家也习以为常，爱听不听，全由各人。我作为学习记录的秘书，却喜欢听他的发言，因为他给我整理简报提供方便。但是今天却怪，他是发了言，却只简单地说了两句，便埋头看他手里拿的一份什么学习材料去了。我很失望，因此我只好期待坐在对面长沙发上的王副局长了。

王副局长是一个实干家，发言很有内容。王副局长在局长名单中虽然名列第二位，在文件传阅单的名单顺序上却列到第五。他是业务工作的台柱子，顶杠子的人。平时他的工作实在忙，找他的人川流不息，以致把他看文件批公文的时间都挤掉了。今天他来参加学习会，谁知竟然带一厚夹子的文件来。在他看来学习时间规定不见客，他乐得躲在这里处理公文。他现在正埋头在他前面的小桌上阅读公文，手里拿着一枝红铅笔，不停地在文件上画线条、打圈圈或者批字。真够辛苦的。

我们国家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十分兴旺的行业，制造文件的行业。各种大小的红头字，印着这个委，那个委，这个局，那个办，组……中央的，省的，市、地、州、县的，上级、平级或下级的，或上送或下达的种种文件、报告、指示、通报、简讯、动态、情况、资料等等。亏得有那么多的“秀才”、秘书、科员和干事能够想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每一份红头文件下面印着×发（80）×字×××号，然后在第一页上印着各种送达文件的各种机关的头衔，末尾是“望即”遵照执行、研究办理、参照执行、参考等等的不同要求，很有考究。翻过一页，从第二页起才是正文。那公文当然是很合于格式的，首先是肯定成绩，然后是提出问题，后面是解决办法，多少条、多少款。最后是注意之点，最主要之点不言而喻，当然是加强党的领导。有时在正文之外还有一个附件，又是多少页。在文件第一页红头上面留的空地方已经不小了，可是还不够用，甚至排列传阅次序名单也不够，更不要说处理公文的批示了。于是机要秘书从经验中总结出来，有必要在文件上再加一张文件传阅名单。名单的次序当然是经过严格考证过的。谁是第一把手，排在最前面，然后是按第二把手、第三把手这么排下去。书记、局长都排完了，然后排委员、办公室主任和各位处长、院长、科长。这种表示权威性和尊卑的秩序，颇近乎古代的公、侯、伯、子、男，决不容许乱套的。

公文生产出来了，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旅行。从这个书记的办公桌，旅行到那个副书记、局长、副局长的办公桌。反正办公桌都够大，抽屉也像一层一层的楼房，尽有文件安全地休息的房间。什么时候秘书来催问，文件才开始新的旅行。时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坐喷气客机二十四小时可以绕地球大半圈，然而我们的公文在几张办公桌间旅行一回，可以是三五天，一星期，以至十天、一个月。于是公文上画了许多圈圈，红色铅笔的，蓝色钢笔的，黑色圆珠笔的，色彩斑烂。有的除开划圈，甚至发感慨，比较多的是交某某人或某某室、处办理。至于到底怎么办，归谁办，办得怎么样了，公文本身是负不了责的。它旅行完了就回到最后的旅馆——机要档案室……。

嗨！我看王副局长坐在对面处理公文，竟想入非非了。我把注意力又拉回到王副局长的身上来，我看他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不多一会儿，就把厚厚的一叠公文翻完，我简直看神了。其实也不奇怪，他有三十年处理公文的经验。他能从红头字发文单位、文件密级、文件种类以及批示末尾的执行办法，而决定看文件的次序，他能嗅出什么是应该读的，什么是应该看的，什么是应该翻的，什么是应该交哪个下属单位办理的，什么是只画圈存档，用不着表示态度的。

更叫我吃惊的是，他还可以一心二用，他在批阅公文的时候，决不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至少使人感到他是听了别人的发言。你看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插上一两句不太出格的话，就足以证明。

在学习会上，和张副书记滔滔不绝的发言相反，吴副局长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平时在机关里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他成天那么冷冰冰地板起面孔，一见人总是谦虚地向人打招呼：“你好。”便从你的身边走过去了，似乎很害怕和你多说一句话似的。有人说他像一个幽灵从你身边飘过去了。不过，据机关的同志告诉我，大跃进以前，他却不是这样的人。后来，他从自己的惨痛经验中，反复验证了中国的一句格言“烦恼只为多开口，是非总因强出头”，是不易的真理。所以凡是需要开口的地方，他尽量少开口，凡是不要他出头的场合，他决不出头。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学习会上完全不开口，他感到不大妥当。他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倾向性已经十分明显了，然后随大流说几句万无一失的话，天塌下来有长汉顶，他名列局的领导人七八位之后，又何劳他多操心呢？现在，工间操已经过去，大家上厕所、泡茶等等的过程也已完成，又回到了学习室，别人还没有发言，正当冷场的时候，吴副局长可以说几句了。

“这个嘛，嗯呵，”他习惯在他的话语之间插上许多“嗯、哦、呵”之类以及“这个”、“那个”这些没有确定意义的赘词。他可以在这种空档中，审慎地思考他认为准确的措词。“嗯，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指示，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正如常书记刚才的指示……”

“喂，老吴，中央领导同志说过多次了，不要动不动说是首长的指示，我哪里敢发指示？”常书记作了必要的纠正。

吴副局长马上改口：“嗯，这个嘛，对头呵，不叫指示，常书记刚才……”

“我说老吴，中央早有规定，党内以同志相称，再不要叫官衔了。书记本来也不是官嘛。”常书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内以同志相称的规定，无疑又得到参加学习的同志们的敬佩。

“喔，对着哩，常……老常同志说的对着哩。”他用道地的老陕腔调说：“嗯，不是指示，是意见。这个，这个意见，对着哩。形势逼人，不学习不得了。现在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罗，要学习，要加紧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吴副局长发现大家对他说的这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没有兴趣，便不再说了。反正他今天是准时到会，并且认真作了发言了。

在学习室一个角落里的固定位置上，总是可以找到汪副局长的。过去无论他来得早或迟，没有人侵占他的老座位。那里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一个避风港。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家不仅承认他拥有坐角落里沙发的专利权，而且承认他拥有做气功不受干扰的专利权，看他正在那里半闭半开着眼睛，大家知道他快“入定”了。

汪副局长的身体一直不大好。他说这是由于在“牛棚”里受罪引起的，这当然是事实。他被“解放”以后，就住进了医院，半年后转到疗养院，又是一年多。他实在不想住在那里了，坚决要求回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嘛。他不知道局里陆续调来了和提拔了一批领导干部，他在局里排列的名次已经在十名之后了。而局下属的处、室、公司和院又只有那么多个单位。在他回来以前，局领导分工，早已分完了。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什么也可以管，什么也管不着的副局长。大家也体谅他身体不好，没有再给他分配什么具体任务。他自己号称是“无任所大使”，“不管部部长”。他在疗养院里，学习了气功疗法，这是百病皆治的中国“祖传秘法”。他学的功夫已经不浅，可以做到意守丹田、凝神入定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一回机关就宣传气功，常常向大家讲“入定”的好处。现在看来，他就已经进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形在心不在的境界了。他是很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颐养天年的。这学习会的角落沙发里，便是他理想的时间和空间。大家都不和他说话，甚至不看那角落一眼。

坐在我身边的是新提拔起来的陈副书记和丁副局长。他们两个除开在别人发言的空档里，插上几句很得体的话，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并且证明自己切实地参加了讨论外，大半的时间里在叽叽咕咕说私房话。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从飘进我耳朵来的片言只语中看来，他们正在研究《关系学》，正在为某种有利的机会交换意见，大概是有关招工和入户口的事情。可能事情已经很紧迫，以致他们不得不利用学习时间来商量。这样的事，局的头头甚至连常书记也会体谅。因为大家的身后事，子女的安排都已做到各得其所了，惟独陈、丁二位首长的子女因为年龄小一点，还没有落实。

现在，大家的学习讨论，已经进入下半场一会儿了，逐渐地热烈起来。因为已经开始进入照例的“交流情报”的阶段。这一个阶段是最能引人入胜的。各人就自己从各种不同渠道所获各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还加上自己的适当加工和自己的合理分析，在会上谈了起来。谈的人谈得头头是道，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比如某人又升了官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名的“三朝元老”，“代代红”干部。现刻又不知道是贴上了什么人，踏上什么梯子，平步青云了。好几个局长摆谈的时候那么撇着嘴，我知道对这样的高升是颇为不齿的。又比如某人挨了批评，吃了家伙了。嘿，这一个跟头栽得不轻，现在天下太平，何犯得着那么认真呢？大有不胜惋惜之情。“唉，五七年的教训还不够哟。虽说思想是解放了，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动土的呀，何况是太岁的头上？”

大家一谈到什么东西又涨价了，这种情报往往是从最敏感的夫人们那里得到的。一说起来，大家就义形于色。怎么搞的？明不涨，暗涨，越检查越涨呢？怎么老见抓小的，不见理抹大的？难道也是不打老虎，光打苍蝇吗？

忽然，有一位副局长提到什么地方又出了离奇的凶杀案了，这一下就转入到治安问题上来。有的人叹息，十年混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的人简直对于公安部门的宽大无边感到极大愤慨，主张乱世用重典，杀、杀！有的则不同意，说还是要从教育着手，要从解决就业问题入手，这才叫釜底抽薪。镇压派和教育派争论起来了，互不相让，然而又忽然都偃旗息鼓了。本来嘛，自己碗里的汤圆还没有吹冷，何必那么积极去吹人家碗里的稀饭呢？

雷局长一下又扯到电视电影上去，还是他的“看不惯”、“不满意”。对于报纸刊物上某些“放”法，不以为然。对于有些小说里总喜欢挂边挂角地把老干部烧点卷卷胡子，更是愤慨。雷局长忽然喜形于色地说：“现在可好了，四个坚持了。”他忽然装出神秘的样子细声说话，但那响度是恰恰可以达到学习室里的每一只耳朵的。他说：“听说，北京有人说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棍子呢。我看有时候就应该用棍子。”

常书记警惕起来，向雷局长说：“老兄从哪里听来的？这可是原则问题哟。不要乱吹哟。谁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条棍子？”

雷局长不服，说：“反正不是我造谣，听说是一个大人物说的。”

总喜欢找文件根据的吴副局长马上把讨论引入正轨，说：“不见于文件，算不到数，一个人随便说说，不足为凭。”

常书记跟着作结论：“不要再说了，到此为止。”

时间已经快六点了。窗口外面已经听到用筷子敲碗的声音，提前下班的干部，已经匆匆直到食堂排队去了，肯定今天食堂的菜牌子上有几个好菜。

我向常书记暗示，这样的“自由论坛”可以结束了。常书记看一看表，还有十五、六分钟，但他知道，吃饭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于是宣布：

“今天的学习会开得很好嘛，到会积极，发言踊跃。下星期希望大家还是准时到会，准备发言。有事的一定要请假。”他忽然看我一眼，对大家说：“我看这样吧，下星期的学习会，由我们的学习秘书小张给我们辅导辅导。行不行呀？秀才？”他望着我说。

“行。”大家都赞成，只有我一个人不赞成，但是，我在这里是没有表决权的。

散了会，我问常书记：“这简报怎么写法？”

常书记一推，说：“你问赵书记去。”

我去问赵书记，他说：“照往常一样，你参照大家发言，整理一下就是了。”

我马上领会赵书记的意思，要我自己回去发挥创造性。过去报出去的简报，都是用我的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我提醒自己，只是不要把时间、地点、人数搞错就行。

快走出学习室的门，常书记说：“你写出简报给我看一看。搞好一点，打印好报送机关党委，抄报宣传部。”

哦，常书记强调搞好一点，想必是想争取我们单位成为学习典型，这样就有得到机关党委向下转发和向上报告的可能。我心领神会地点了一下头。

但是过了三个星期，我没有看到机关党委的表扬通报，却得到机关党委宣传部老干事老龙的电话，说：“老兄，你这大秘书怎么这样健忘？你们送来的简报上谈的几条经验，怎么和过去你们报来的几条经验一模一样呀，是老兄的大手笔吧？”他还要我转告常书记。这却叫我慌了神了。这不能怪常书记，都怪我偷懒，把过去报上去的简报找出来，取其精华拼凑而成。但是我没有转告常书记，在电话里对老龙说：“老兄，不要太苛求了。借你的大手笔帮我补充润色一番，进行一点艺术加工吧？”

我期待着他的哈哈笑声，像往常一样。可怪，他沉默一会，用严肃的口气说：“你没有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谈话？老兄呀，说空话，炒陈饭，可是混不下去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