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钟懒王又懒了

“钟懒王又懒了！”

如果照世界上每年要公布十大新闻，中国每年也要公布十大新闻的规矩，我们柳湾乡今年也学着公布十大新闻的话，毫无疑问，“钟懒王又懒了”这条新闻就有资格列进我们柳湾乡十大新闻中去，而且要摆在头一条。至少我这个柳湾乡公认的志愿新闻发布官认为是这样。

喜欢咬文嚼字的人一定会从这一条六个字的新闻中品出味道来。而惯爱寻根究底的新闻记者，便会按职业习惯作“五w”的追问：这个诨名叫懒王的姓钟的人叫什么名字？何许人氏？什么时候他懒起来而且成了“王”？“又懒了”，那就是说他曾经懒过，后来不懒了，而现在又懒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头，这正是我要向大家作一番详细报道的。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才说到钟懒王，钟懒王就来了。

“有酒不喝为何来，醉里乾坤多自在……太太此太狂！”钟懒王的左手拎着一个酒瓶，右手舞着一根竹鞭，嘴里打着肉锣鼓，唱着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川戏戏文，偏偏倒倒地走过来了。你看他满面红光，醉眼蒙眬的样儿，不知道他又在什么酒馆里喝够了早酒才回来。可惜他那一身新缝的化纤料子衣服，上装油渍酒痕到处都是，下身本来烫得挺括的刀片裤子，满是皱纹，沾了不少泥巴；脚上的那双原来颇为精致的皮鞋算是找错了主儿，被踢得焦头烂额。他走到我面前，恭敬地向我点一下头，手一抬，用川戏念白的腔调说：“在下钟懒王是也。”

“懒王。”我还是用我过去叫惯了的诨名喊他。我和他是很熟的。我作为一名通讯员和省报的记者一起，着实写过几篇有关他的事迹的漂亮报道和通讯，有的还上过头版。

“新闻发布官，有何见教？”他也用大家叫我的诨名以挖苦人的腔调叫我，一屁股坐在面前的一块水泥预制板上，也不管脏不脏。

“我有事找你。”我正儿八经地说。的确，我最近才看到今年的一号文件，我以为这是医治他的懒病的灵丹妙药。

“啥子事？是不是你又带来了卵球大记者，要抓我做典型，做点啥子文章呀？”

他口齿伶俐，头脑清楚，表面看来他是醉了，其实并没有大醉。看起来，他对我和省报记者合写过的几篇关于他的报道，给他招惹来许多麻烦，是很有意见的。

我急忙解释：“不是的，你不要多心，是这样的，唉。”他一句话戳到我的心上，把我的思路都弄乱了，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说得清楚。我私下里的确有一个再报道他的计划，我相信他读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后，一定会振作起来，我便可以写一篇《钟懒王又不懒了》的报道。可是我怎么能把这个计划告诉他呢？我只含糊地对他说：“上头有新文件，你知道吗？”

他不理会我，只顾自己说自己的：“好嘛，我这里还有半瓶烧老二，家里还有两只没杀完的来亨母鸡，够喝一回的了。到我家里来，约你那个老连手大记者来。”他起身东摇西晃地走去了，还用他那破锣嗓子，唱着不成调子的川戏：“……自思自叹，好不惨然……”

我听了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回到广播站，把我和省报记者合写的《钟懒王不懒了》、《懒王一年翻身记》、《钟懒王的高风格》三篇通讯报道找出来，看了又看。除开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乡党委张书记的压力，把钟懒王还不够一个万元户硬是谎报为万元户外，我不感觉有多少失实的地方。然而也许正是这三篇新闻，给钟懒王带来了灾难。

二 钟懒王不懒了

三年以前，省报驻地区的王记者到我们柳湾来采访，在广播站听我说起钟懒王的故事，他大有兴趣，便邀我合写了一篇题目叫做《钟懒王不懒了》的通讯，送到省报上去发表了。

在这篇通讯里，我把钟懒王的身世作了简要的介绍：钟树华，家庭成分下中农，本人出身学生。他的爸爸不仅是庄稼能手，还有一手木匠师傅的好手艺。家里日子过得还可以，所以钟树华能从小念书，还念过一年多的农村中学。因此，在农村一串运动中，算得上一个积极分子。在办互助组、联组和初级社的时候，在钟树华的动员下，他的父亲还勉强跟得上趟。可一到办高级社时，见土地耕牛和农具都交社，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搞是泥鳅黄鳝扯成一般齐，硬是通不过。钟树华为他父亲的思想落后而颇为愤慨，为了表示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决性，硬估住父亲把耕牛农具拿去交了公。他自己还别出心裁，把土地界石背到大会上去当场砸碎，表示和旧的社会彻底决裂。为这事，钟树华的名字还上过报纸哩。接着马不停蹄地搞人民公社化，又搞大跃进，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三面红旗迎风飘了。听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钟树华兴奋得很，先是带头报名上山大办钢铁，随后又回来参加大兵团作战，打起灯笼火把抢收抢种。他简直是忘命地干，事事冲锋陷阵，赢得一个钟铁汉的美名。可惜好景不长，翻过年去，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挖空了，树子也砍光了，房子拆来当柴禾烧也拆得差不多了，清汤寡水的红苕稀饭照得见月亮了。人心也一天一天散了。灾难终于临到钟树华的头上。他的两个老人，可怜连一块钱的共产主义也没有见着，便不声不响地咽了气。最叫钟树华伤心的是，他那最心疼的幺儿子，活蹦乱跳的“跃进”，也忽然得了水肿病，再也跃不起来，喊着要喝碗稀饭还没来得及喝成，两脚一伸，走了。钟树华拖起小儿子，走进埋了许多新坟的乱葬坟场，刨一个坑坑把小儿子埋了以后，他像发了神经似的，高举两个拳头问天：“天呀，我这是干的啥事呀？”灰濛濛的天无言答对，无情的肚子却咕咕咕地在叫。不久，他便拖儿带女出去逃荒。幸亏他从他的老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有一手好木工手艺，他在城里给人打家具。他很灵透，随便什么家具新样式，只要他看一眼，摸一摸，都做得出来，总算有了活路。可是他一回到乡下老家，就被捉住“割尾巴”，把他挣的钱挤干了不说，还在台子上亮了几次相。他莫奈何，只好白天懒心没肠地随大流，出工不出力，天黑回来顶着月亮搞自留地，一家人像绣花一样，硬在这巴掌大一块地上绣出半年的口粮来。不料史无前例的“革命”又来了，那些吃了饭没事干的娃娃们，硬说这块自留地是钟树华的最后一条资本主义尾巴，非替他割掉不可，把他弄上台去批斗一番。多亏队长明白那是钟树华一家人的命根子，明收暗放，救了他一家人的命。

多年的风风雨雨，钟树华到底悟出一个道理，越懒越好过，越穷越革命。他也学起懒来，三天两头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日子过不去，自有国家的救济粮可领，“共产党的政策，不饿死人”嘛。人家看他穿的巾巾吊吊，饿得黄皮肌瘦，总要批给他几斤粮食，几块钱。有时他一接过钱，便偷偷到柳湾场上的小酒馆里去逍遥一回，然后提起他的小酒瓶子，偏偏倒倒地走回家去，一路上还用破锣嗓子唱几句川戏：“思想起来，好不惨然……”

从此以后，上面来的无论什么书记，或者什么工作组长，都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懒王”，已经变成“烂王”。渐渐地钟树华这个名字倒无人知晓了。钟树华暗地里为有“懒王”这一块金字招牌得意。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几年前，生产队里搞起包产到组来，生产渐渐上去了。过了一年，老队长又宣布要包产到户了。钟树华既是高兴，又有些担心，他悄悄问老队长：“老叔，这是你个人兴的规矩，还是上面哪个兴的规矩？”

老队长说：“你是识文断字的，未必没见到报纸上说的啥呀？这是北京来的规矩。”说罢，把生产队订的报纸找了一大叠交给他。

哦，中央兴了新政策！他竟兴奋得到柳湾场上酒馆里去，把衣兜里的零钱都掏出来，大醉一回，还拎起酒瓶，一偏一倒地回家。一路上又唱起戏来，只是把词改了：“思想起来，好不安然……”

从此以后，钟懒王把他在自留地上绣花的本事，用在他包的土地上，庄稼长得爱人。他的力气还使不完，偷偷爬到他的阁楼上把祖传的木工工具，拿了下来，重新打磨，嘴里还一直在哼什么，害得老伴以为他得了什么毛病，不然就是在哪里捡到一个金娃娃了。他回答说：“这一回硬是要捡一个金娃娃回来了，你们等到起。”

钟懒王不再懒了，成了我和省报记者合写的《钟懒王不懒了》这篇通讯的风头人物，在省报上出了名。

一年容易又秋风。去年秋天，我和省报记者又去拜访他，一见面我就说：“恐怕现在再叫你懒王，不合适了。”

“合适，合适，你还叫我懒王吧。我现在还是不够勤快，我要再勤快一点，还有多少可以致富的门道呀。你们看，我比那些万元户，还差得远呢。”说罢，他拿出一个小册子来，原来是一本省科协印的《万元户致富经验汇编》。他拍一拍那小本子说：“这是一本宝书，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你过半年再来看吧。”

我们告辞出来后，我对王记者说：“看起来钟树华是下了决心，要从这穷窝窝里养出一只金凤凰来呢。”

王记者点头表示相信，补充说：“你看他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好像金凤凰已经捏在他的手里了。”

三 钟懒王发家了

过了半年多，我们又去拜访钟树华，呵，几乎找不到他的住处了。竹林盘里院坝还在，原来的茅草房却已不见踪影。立在眼前的是三开间一色红砖瓦房，中间还立起两间假二层，晒坝也不是烂泥土坝，是一色三合土筑成，干干净净的。在晒坝里摆了许多件木器家具，摸一摸，那木工活儿是出众的。有的还没有完工。立在刨花堆里又推又刨的两个青年，想必就是他的接班人了。问起来，一个青年回答：“爸爸到柳湾镇去了。”

另一个青年补充：“到门市部去有事。”

呵，钟树华不仅拥有这个家庭家具工厂，而且在柳树湾镇上还开了一个门市部，看起来他是“大发”了。我们竟然不知道。

我们兴冲冲赶回柳湾镇，终于在镇东头找到了他的家具门市部。门面不大，只一间铺面，门前有块层板钉的横牌子，写着“华丽木器厂”几个字。呵唷，他如今自动升格为厂长了。钟树华正在屋里立着家具的空档里和顾客说话。他穿戴一身新，伸抖的混纺毛料上衣和刀片儿的裤子，皮鞋虽然扑着灰，但那质量和样式都是最好的。

“钟……”我跨进门喊他，却再也不敢用他过去的诨名叫他了，只喊出一个“钟”字。

“哦，大记者来了。”他笑得那么开心。红光满面。顺手从口袋摸出一盒名牌花溪牌烟，一抬一抖，一支香烟便跳上烟盒一半截，怪熟练的。我们才各接了一支烟，他的汽体打火机已经窜出一股火苗在等我们了。

他忙着和顾客讲好生意后，才过来和我们说话。看得出来，他是颇为得意的。他时不时在谈话中插上一句：“感谢党的政策好，一号文件好。”我相信他这么说完全是真诚的。

我们从他的家具门市部告辞出来，王记者颇为兴奋，不住地说：“够典型的，一代新型农民进入城镇了。”于是我们一块研究后，又写了一篇通讯，题目是《钟懒王一年翻身记》，在省报上登了。我们写的当然都是事实。只是为了提高这篇通讯的命中率，某些情节不能不作一点调整，某些细节不能不作一点艺术渲染，这可是王记者教给我的经验。稿子写好后，送给乡党委张书记看，他要把钟懒王硬升格为一个万元户。他说的是“建议”，可是我知道那是“指示”，不得不照办的。又一个万元户的出现，这无疑对于乡党委是一种光彩。可是见报以后，钟懒王不但没感谢我，还开了“黄腔”：“啥子卵球记者，瞎写！”他不知道我们也是有苦难言呀。

钟懒王一年功夫就成为万元户，一下成为柳湾乡的有名人物了。乡党委张书记自然不必说了，连乡政府的那些头头脑脑，也揣摩着张书记要树典型的意思，到钟懒王的门市部里来表示支持。“你还有什么困难呀，说吧。”连我这个参加写报道的省报通讯员也沾了他的光。张书记拍我的肩膀称赞我：“多多地写，多多地写，啊哈。”听他那声啊哈真是意味深长。他还隐隐约约向我透露，县委王书记还问起过我，认为我是一个人才，我有调到县委去作通讯干事的希望。“啊哈”，我一定要把张书记的思想变成我的思想，要“多多地写，多多地写”，我必须大大地张开我的“新闻鼻子”，紧紧跟踪钟懒王。而这也是王记者教给我的新闻诀窍：“要咬住‘典型’不放！”何况县委王书记正等待我这个人才发挥更大的才干，县委宣传部里有一个空着的位子在等我呵。

我紧紧地“咬住”钟懒王了。可是咬了大半年，什么也写不出来。不是没有材料写，而是在一大堆耳闻目睹的材料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只好去找老师王记者讨教。他听我摆了情况后，也觉得不好写。他教导我说，不仅要有灵敏的新闻鼻子，而且要有聪明的政治头脑。新闻有的可写，有的不可写，不要拿着不可写的新闻，去过那里有新闻官儿拿着刀笔守着的新闻关呀。“那是徒劳无功的，而且可能给自己带来莫名其妙的后果。”他劝告我。

这当然又是王记者的重要的经验之谈。但是事情就是这么明摆着的，我该怎么写，而且我的良心……而且钟懒王已经变成我的好朋友了，好朋友要讲交情呢……

四 钟懒王的高风格

又过了一些时候，王记者又下来找我“榨”新闻来了。我还没有把我这大半年紧紧“咬住典型”所见所闻的许多实在不能令人愉快的事实告诉他，却先说了钟懒王批评我的一句话：“你们这些记者，只晓得说光堂的、好听的，哪里知道我们这些人的酸甜苦辣呀！”

“什么酸甜苦辣？”王记者问，看来他的新闻鼻子真比我灵敏多了。

我说：“一言难尽。”

他说：“愿闻其详。”

我说：“要道其详，三天三夜说不完。我还是挑几件紧要的，或者照你过去教导我的，几件典型的事告诉你吧。”

于是我说了起来。

钟树华自从成为柳湾乡的有名人物以后，受到了县委、县府和乡党委、乡政府各级领导的抬举。各种出头露面的场合都要通知他去参加，在台子上坐排排，让人照像，跟着领导微笑和鼓掌。下台跟着领导吃油大，喝美酒。有时还要被省里来的、地区来的那么多的首长叫去，说是接见，听取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汇报和接受不用听就背得出来的亲切指示。他常跟我诉苦：“那么多各种牌号的书记，各种大小的‘长’，什么厅长、局长、处长、科长、手掌（首长）脚掌等等，把我的头都搞昏了，谁记得清他们的官号和大名？”

至于县里、区里、乡里要开什么先进分子会，英模代表会，致富经验交流会以及人代会，他是每会都要到堂的，觉得不去就会扫了领导的面子。每次会都要他上台去，照着乡党委叫我这个笔杆子起草的又经县委的笔杆子审定的发言稿念一遍，赢得台下热烈的鼓掌和在台上的乡党委书记的满意的点头微笑。

开始，他还以为这都是领导看得起他，给他的荣誉和鼓励。我们县里有的青年“能人”，就是利用这样的场合和荣誉，东跑西颠，买空卖空，真的把自己搞得肥实起来了的。但是，他是一个本分的干木匠活儿的人，要他一天到晚去为首长们的需要服务，没完没了地参加那些没名堂的会，说些没滋没味的淡话，耽误活路，不能按期向买主交货，怎么得了呢？久而久之，他就觉得自己是被人当作耍把戏的猴子了。便把一腔怨气对着我发：“就是你跟王记者想得稿费，给我胡吹八吹的。”他哪里知道我们也是身不由己，王记者有他报社规定的报道纲要和指标，我呢，生在柳湾乡，长在柳湾乡，吃在柳湾乡，可不能辜负张书记的“多多地写”的殷切希望呀。

但是这还不是钟懒王遇到的最大烦恼，甚至也不是钟懒王遇到的中等的烦恼。

我和王记者写钟懒王一年翻身的通讯倒很轻巧，我们哪里知道他发家经历的千辛万苦？他的钱完全是凭他的好手艺和一家人的日夜操劳，省吃苦做挣来的。别看他当了先进代表后缝了套混纺制服，配上皮鞋，可是一回到家，便马上脱下来放好。他花钱把茅草房改造成砖瓦房，把土晒坝打上三合土，是为了有个干木工活的场所。而且他知道，修房造院是铁打的江山，别人拿不动抢不走的，还可以用来堵塞那些向他开口借钱的人的口舌：“你看，我弄的几个钱，都修了房子了。”但是即使这样，由于他这个万元户声名在外，上门来找他“打瓜削”的人还是不少。他的穷亲戚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来找他讨个周济，他想到过去自家饿肚子的滋味，乐意百儿八十元地给，不用说了。就是过去和他一块滚过草的穷朋友找上门来，叫一声“钟哥”，说起一个光棍也要三个帮衬的道理，他也不得不三十二十地白送，对他们开不得黄腔呀。逢年过节，场镇上有那么几个游手好闲“打秋风”过日子的人提一串鞭炮，到他的门市部门口噼里啪啦地一放，然后对他喊“恭喜发财”，也不得不三块五块地打发点茶钱酒钱。

这些开支他倒觉得是应该的，要在这个场上光光堂堂地为人，哪有不抛洒几个小钱的，人家拿了钱总还心里记着，口里念着嘛。况且一年只要花那么千儿八百元也就够了。叫他头疼的是有些大宗开支。大把的钱花出去了，还捏着鼻子打不出喷嚏来，干受气。比如乡文书小李跑来找他说：“老钟，张书记和冯乡长说了，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文件柜装满了，要打几个新的文件柜。还有会议室缺几条长条凳子，招待室少几张木床，你打一下吧，木材我们批给你，工钱嘛——照算。”那句拉得长长的话，他还品不出味道来吗？

李文书说得这么亮堂，还有什么二话说？他知道连捎带提出来的会议室还缺一个报架子和电视机怕人偷，要打个柜子，也得捎带着做好，按时送去，打不得折扣的。明摆着的，他打家具的木料有的是请张书记和冯乡长高抬贵手，照议价批的，市场农民拿来卖的零散木材也是受着乡政府的严格管理的。得罪了他们，在木料上卡你一下，财路就断了。所以他对李文书不特烟茶周到，还不住赔小心：“做，立马就做。给公家服务正该的，工钱嘛——说哪里去了。”

李文书满意地回去复命去了。钟树华不仅放下自己的家具活，去为乡政府服务，而且少不得给李文书外送上几件小桌子小板凳。送去时还得说是利用边角废料捎带做的。“既然是用废料捎带做的，我收了。”李文书笑纳了。钟树华已经听说，这个乡文书马上要提为管经济的副乡长了。

不久以前，张书记的女儿要出嫁了，她到华丽家具门市部里来看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过了两天，在一次会上，张书记碰到他，和他随便说闲话：“我女儿对你打的家具很满意，想请你打一堂，随便给几十条腿，一千块钱拿得下来吧？”

“拿得下来，拿得下来。”他顺口就回答，一点也不敢打顿。张书记都说拿得下来，他还能说拿不下来吗？哪怕就是一个火红的炭丸，他还不是要吞下去？一堂三十六条腿的家具打出来了，他少说也要赔进去三百元。但是他不得不遵照张书记的指示，开了一张材料、工钱利润都算明了的发票，证明这完全是正常的交易。

可是冯乡长是内盘人，岂有不知道的，既然你姓钟的为张书记私人能够作贡献，就不能为我乡政府的公务作点贡献？当钟树华被冯乡长请去时，冯乡长正在听取中心小学陈校长的陈述，说今年开始普及教育、扩大招生，课桌和黑板差得不少，要求乡政府拨款支持，否则下学期难以开学。冯乡长很为难，摸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是呀，学生增加了，设备跟不上怎么行？可是乡政府没有变钱的戏法，哪里来钱？……这样，你先回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陈校长走了以后，冯乡长这才招呼钟树华，单刀直入地对他说：“你听到了。教育是根本，为我们乡里出人才，普及义务教育，大家都要出一把力呀。”

冯乡长的意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万元户能不为本乡的教育事业热心作贡献吗？钟树华宁肯吃请酒，不肯吃罚酒，便主动地开口问：“小学还缺多少课桌和几块黑板？”

冯乡长很高兴，这个万元户真是一面响鼓，用不着捶敲。他说：“缺的不少，不过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包，我们多方想办法吧。我们可以给你批一点木材，你先请几个人帮忙，打四十张课桌和一块黑板吧。”

任务如此明确，还有什么可说的。钟树华请几个人用乡政府批的木材在中心小学校里打了四十张课桌和一块黑板。结果把剩余的木材一冲抵，这回他还是作了如果没有一千至少也有八百元的贡献。这是公益事业，他认了，何况中心小学校长带了许多小学生来给他送感谢信，钟伯伯钟叔叔地喊得那么亲热呢。

至于为了乡村的公益，这样那样小宗的捐献，那就说不清楚了，连今年过国庆节，一部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新电影到柳湾镇来放映，也是由他慷慨地包了一场，请大家看了个痛快。

我把这些事情对王记者说了以后，王记者感慨地说：“这都是不合理的负担，对农村专业户的发展很不利。他的这些酸甜苦辣，正反映农村中新的生产力遭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压制。很值得注意。”

我受到王记者的启发，劲头便来了，我说：“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来写一篇报道吧，题目就叫《钟懒王的酸甜苦辣》。”

王记者说：“这是一个好题目。不过……”他停了一会，才说：“这篇报道的风险不小，不要说乡党委和县委未必通得过，就是我们报社，恐怕也不肯发呀。”

他这么一说，我的一股子热气全泄光了。我明白这样的报道是属于他说的“有所不写”的范围的。

可是他却忽然笑了起来，用手一拍大腿，跳起来说：“反面材料正面写嘛。他在这里那里为公家出了不少的钱，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总是他作的贡献嘛。这就值得表扬嘛。”

我也开窍了，原来还有这样新的写作法！但我又觉得有些不好写，问：“那张书记为女儿要他打的一堂家具呢，怎么写法？”

“那当然应该隐恶扬善了，不写进去。”

“但是那些亲戚朋友，以至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向他敲诈勒索的钱，怎么写呢？”

“那是他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发扬，扶贫致富呀。”

王记者真有办法，我不能不佩服他那个灵活的脑袋瓜子和他的一支生花的妙笔。

于是一篇新的报道出笼了，题目叫做《钟懒王的高风格》。说一个懒王不懒，发家致富了，不忘对国家作贡献，大力扶持贫困农民。和前面两篇联接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了。

省报登出这篇报道后，又引起一阵轰动，给县乡增添了新的荣誉，我也受到不少的赞扬。我又向县委通讯干事的位置迈进了一步。

五 钟懒王碰到“红眼病”

钟懒王获得一个“高风格”的美名，这是他的最大光荣。我想他一定是高兴的，并且多少要对我表示感谢吧。可是我把这篇报道拿去找他看，却触了一鼻子的灰。他生气地说：“你们胡编烂造！我就是一只肥母鸡，你来拔一根毛，他来拔一根毛，也要变成光骨头了。”

果然，他的“高风格”亮出以后，来找他再“发扬”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了。头一桩就是冯乡长来找他发扬更高的风格，说是要搞民办公助，把柳湾镇通省城的柳溪桥和柳湾镇破烂的石子路和阴沟翻修一下。冯乡长说的明白：“修桥补路，子孙得福。何况这也是你的家具运往省城的交通要道呢。”

钟树华相信修桥补路是给子孙积阴功的公益事，痛痛快快地拿出三千元来。他想通了，只要他在这个镇上站得住，政策不会变，钱流走了，还会流回来的。

但是他不知道，一个新的灾难将要落到他的头上来。

柳湾乡有几个乡办企业，除了旅馆、饭馆和茶社的生意还算过得去以外，其他的几个企业，管事的人很多，吃“欺头”的人很多，加上那些掌权的人的舅子老表，大姑小姨，都要趁这个机会办“农转非”，不安排不行，安排了更不敢惹他们。真像古话说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少”，你就是一座金山，也背不住这么些人来“挖山不止”，眼看就要挖空了。

于是，专门“打烂条儿”的乡师爷（人们都这样叫乡政府文书小李的）就把书记、乡长们的眼光转移到一直比较兴隆的华丽木器厂的头上来，在“联营包销”四个字上做文章。联营的办法就是由乡政府投资，扩大华丽木器厂，多招一些工人，还是由钟懒王领班搞，这样一来，厂长和会计，还有供销科都由乡政府派人来干，钟懒王成为专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利润按投资多少分成。要是钟懒王不依这个办法，便改用包销的办法，就是华丽木器厂还是钟懒王的，叫钟懒王多招几个帮手，扩大生产，木材由乡政府拨，家具由乡政府全包下来，在省城开一个华丽木器商店出售。

“好办法！”冯乡长不禁赞叹他将来的接班人小李有这么一副好脑筋，替乡政府想出一个开辟财源的新门路。便向张书记汇报了。张书记一边点头，一边提醒冯乡长，把专业户的小厂吃过来，政策上是不是有问题，当然，张书记说，如果钟懒王志愿从个体转入国营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冯乡长叫小李把钟懒王请到乡政府来。钟懒王一见李文书那精神爽快的样子，心里便打一个战。又见李文书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更是下意识地感到不是好事。当他一进到乡长办公室，看到满茶桌摊着高级香烟和糖果，泡着香茶，心里不禁呻唤道：“这回真要拐了！”

果然，当冯乡长把本乡的经济到八八年要翻一番的计划讲给他听，并且提出联营木器厂时，钟懒王就明白了，这一个要挖他的心头肉了。他哪里肯干，他沉默一会儿后说话了：

“冯乡长，现在家具生意是不错，乡上要办一个家具厂我赞成。不过我还是想搞我那个小木匠铺，不想来吃公家的饭。”他把“大锅饭”很艺术地说成是“公家饭”。

冯乡长见钟树华委婉拒绝了联营的方案，便笑嘻嘻地说“好商量，好商量”，立即抛出了包销的第二个方案。

这下钟树华不好拒绝了。但是他耍了一个花枪，说：“乡政府要在省城开一个家具店，收我做的家具去卖，我也没有意见，反正我做的活儿都放在我那门市部里，价钱也标明了的，乡政府愿买就买，买剩下来的我自己销。”

冯乡长听钟树华说的入情入理，没有话说。他的智囊小李，却一眼看出钟懒王是想从他设计的包销这张网下滑脱。马上插进来说：“你那么小打小闹，油水不大，我看还是由你招几个徒弟，扩大生产，材料由我们供应，产品全部由我们包了。至于包销价格，可以随行就市，少不了你的合法利润的。”

冯乡长立刻附和说：“是呀，现在家具在省城很卖得，还是把摊子铺大点的好，光做木器还不够，做沙发最时新，沙发床更得利。”

钟树华见李文书把网子硬往他头上扣，便想办法从网里逃生。他决定从做沙发和招徒弟上来冲破口子，说：“沙发我没有做过，做不来，不敢搞。说到招徒弟，我更不敢干。过去说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现在招徒弟，谁知道招几个是社会主义，招几个是资本主义呢？我一丁点儿剥削也不敢搞，免得将来割尾巴把我割成光屁股。”

李文书开导他说：“这是哪一年的皇历了，你还在翻。如今政策规定得明明白白，可以请几个帮手，不算剥削。”

钟懒王还是固执地说：“我还是三爷子干的好，一个人也不请，不沾剥削的边，保险！”

小李很想骂一声“你这个人，怎么四季豆不进油盐”，话到口边，觉得不合政策，就换成另外的既合政策又颇有威胁分量的话：“老钟，我劝你还是和政府搞联营或者包销的好。这样材料和销路都有保证，并且那些苛捐杂税，吃欺头的，乡政府也可以替你挡一挡呀。”

钟树华一听就明白小秘书的意思了，不接受联营或包销，木料要被卡，苛捐杂税要加重。他横了心了，顶了回去：“搞不成我就不搞，还是去务我那几亩责任田算了。”

冯乡长赶快从中来转弯，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谈，反正我们不搞违反政策的事，你放心。”

钟树华回家去，生了几天闷气，忽然出了一口长气，对老婆和儿子道：“关门，关门，老子不干了。”便气冲冲地到镇上吃酒去了。随后偏偏倒倒地回到家里睡了一个闷头觉。一觉醒来，左思右想，还是不舍得自己辛苦挣起来的这一份家业，他还想干下去。

他想干下去，别人却在背后使绊子。他明显地看到，在前面的路上，忽然出现了许多难爬的坡坡坎坎。不要说找乡政府批木料，李文书压住不批，哼呀咕地打官腔，在自由市场上收农民送来零散木料，也遇到税收员和市场管理员的刁难。和这同时，这样那样的苛捐杂税，的确像是有人开了绿灯似的蜂拥而来。他明白这不是没有来头的。他只要答应乡政府的条件，让乡政府得大头，他得小头，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这样虽说鸡肉都被别人啃光了，他总还可以喝点汤呀。但是钟树华就有这么一个倔强脾气，看不惯这些害“红眼病”的人，他宁肯关门，也不肯去挨人家在门口吊起来的棒棒。

他还要拚命挣扎。

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有的说他投机赚了黑心钱。“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嘛！迟早来运动，要叫他加倍吐出来。有的说他才赚了几个钱，就想和乡政府唱对台戏，看他的胳膊拗得过人家的大腿不。有的人说他想当土老肥，吝啬得很。说这种话的偏偏就是他过去百儿八十元地周济过的人。他听了这些在柳湾镇的茶铺饭馆里长了翅膀的谣言，很寒心，却没有使他胆怯，有的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喜欢咬舌头，让他们咬去，我行得正走得端，肩膀上跑得马，胳膊上立得人，不怕。

但是一张报纸却叫他立刻蔫了气。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报道，看那架式，运动又要来了。虽说报上说要划清政策界限。但是眼前他得罪了乡上当官的，那界限像一把刀，他们要划在哪里还不是就在哪里下刀吗？特别是一篇醒目的通讯叫他寒了心，那篇通讯的题目就是《万元户落网记》，坏了，他不正是一个他们封赠的万元户吗？

六 钟懒王又不懒了

“关门，趁早关门！”他毅然作出这样的决断。他把已经做出来的家具定了货的马上运走，其余的三下五除二地处理了。把门市部的牌子取下来，把门关了，还是回到他的老林盘里去住。他叫两个儿子歇了工，介绍到省城边一个家具店去，凭手艺吃饭，那个家具店是他过去出去打工收的徒弟办的。他还怕不实在，主动拿出四五千元来捐给本村的民办小学，把教室房子整修得不再漏雨，把土砖和石板垒的课桌和凳子换成木头的。他想得很巴实，与其最后被人家没收了，落进那些害红眼病的官儿们的腰包里去，不如给自己村里做点好事。

他像办后事一样地把要安排的事都安排好了后，索性天天到镇上酒馆里去喝二两，醉醺醺地唱着川戏回家，闷头睡觉。他只等待有一天工作组来找他去乡政府参加运动去，并且准备伸出双手，套进“洋手镯”里去，跟警察走路。

……钟树华又变成名副其实的“懒王”了。今天，见他又喝得醉醺醺地提起酒瓶，唱着“思想起来，好不惨然”的川戏回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回到广播站，找出上头来的今年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在昨天刚到的省报上也刊载了。我想只有这个文件和这张报纸才能使他不懒，才能使他免于灾难。

我拿起文件和报纸到他的老林盘去找他。见大门是关着的，就绕过林盘，到后门去。后门还是关着的，但是我听到屋里有锯木头的声音。我从门缝里望进去。哈，那不是钟懒王埋着脑壳在那里展劲地锯木头吗？在他身边的小桌上，正铺开一张报纸，我一切都明白了。他真是争分夺秒呀。我轻脚轻手地离开了他的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