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叫五粮液，出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四川是一个山明水秀、物产富饶的天国。我家在四川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了。我家的子弟无论到了哪里，都被人待以上宾之礼。我出去总是被人欢迎进高级宾馆，高踞于小卖部的货架上最显眼的地方。谁见了我都不免要对我行注目礼，连外国人也要多看我两眼。我得意透了。
有人说，你在四川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有什么了不得？你比得过茅公吗？
哦，你是说的贵州的茅台老公公吧？我承认茅公是中国的世代簪缨之族，他那古拙的样子，叫人一看便会肃然起敬。我对茅公甘拜下风。但是你也不能小看我，我在任何一次评比中，总是名列前茅。
我的家系虽然已不可考，但我们这酒家大族却是自从世界有了文明，便赫赫有名了。古往今来，哪一个古圣先哲，帝王将相，一切立大功建大业的人，不和我们酒族结成善缘？哪一个打了胜仗的英雄豪杰，打马回营的时候，第一声喊出的不是“拿酒来”！至于那些文人学士，才子佳人，更不用说，一离开我们，几乎就丧失了他们之所以成为文人学士、才子佳人的风韵了。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佳话。查一查古今中外的诗文，有多少篇歌颂了我们呢？
当然，一个君子如果没有人咒骂，就不成其为君子了。有的人总把我们和罪恶联系起来，甚至列为“四恶”之首，所谓“酒、色、财、气”是也。甚至说美酒妖女是两大尤物，祸乱之源。真是冤哉枉也！使我们高兴的是，这几年我们的身价更提高了。许多事说得舌敝唇焦，不得解决，只要我们一出头，便笑逐颜开，迎刃而解。我们是“关系学”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从中调和，三杯下肚，一切见不得人的私房话，尽可以说，一切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尽可以做。
于是，我最近就有了一桩奇遇。
且说有一天，我正在新都宾馆的高级小卖部的货架上呆着，悠然自得，忽然走过来一对夫妇，从他们的打扮看，最多是个穷教员。
我正在藐视他们，他们却直盯盯地望着我，并且用手指一指，走了过去。他们嘀咕说：“非得它，拿不出手。”
“请你取一瓶五粮液来让我们看看。”女教员说。
高级宾馆的售货员见的世面可多了，她和我的看法一致，口里不说，心里嘀咕：“你们玩得起吗？”于是冷冰冰地回答：
“你们要买吗？要买我才取下来。”
这对夫妻犹豫一下，又商量几句，终于点一点头。于是我被售货员从高高的货架上请了下来，便站在柜台上了。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一样，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男教员问售货员：
“多少钱一瓶？”
“六块八。”售货员说着把头扭到一边。
女的吃惊地张开嘴，差点叫出声，并且自觉地把我推开。可是男的却说：“不买行吗？机会难得呀。”
女教员只好又抓住我不放，再看几眼，又侧着头默算了一下，才下决心：“好，买两瓶。”
我们终于随他们到了和他们的寒伧模样相当的小房子里去了。
当天晚上，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和这一对夫妻在说什么私房话，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房子的事。这位干部——男教员叫他毕科长——把我们拿在手里观赏，说：“这倒是难得的好酒，不过，光靠这两个手榴弹，恐怕还砸不开呢。你们没有听说，现在威力最强的是集束手榴弹？再去弄两瓶大曲来吧。”
女教员——进门来的干部叫那个男教员为于老师，这位女教员想必就是于太太了——听了，不免吃惊，她是家里的财政部长，自然知道家库的底。但是于老师却说：“已经花了。只要房子搞得到手，就是把裤带再扎紧一点，也得干。”
哦，我听明白了。于老师夫妻是要我们去为争取分配新房子作贡献。倒也是，这一家子五口人，住一间房，真够挤的。我们在这家里住了一天，看得很清楚。三代同房，老婆婆带着小孙女睡一个床，于老师夫妻睡一个床，还有一个儿子睡一个小床。这不过十二平方米的一间房子，三张床一放，加上书桌，饭桌和平柜，几乎再无立足之地。我们哥弟们要真能为他们一家解决住房打开后门的话，我们是乐于粉身碎骨的。
过了几天，于老师夫妇不知道走的什么门道，终于又弄回两瓶泸州大曲来，于老师用红色塑料带把我们哥弟四人捆扎起来，真像一捆集束手榴弹，颇有一点战斗力了。
这天晚上，毕科长又来了，一见我们哥弟四个整整齐齐地站在平柜上，喜形于色地说：“这勉强算得见面礼了，不知道人家还要些什么条件哩。”
“哎，这才算见面礼呀？到底还要上多少贡，才弄得到房子？”于太太埋怨地说。
“谁知道！当权派不如实权派，连王局长要给他的小少爷弄一套房子，开口就是一台两用录音机呢。”毕科长懂得如今“后门市场”的行市，给于老师报了一个行情。
“那，我们把裤子卖了也凑不起，算了。”于老师丧失信心了。
于太太眼见花了这么大一笔钱，总不能就此罢休，劝她的丈夫：“到了管房大人那里，把话说得和一点，给他多烧高香多磕头吧。”
“对呀，好好歹歹，总得去闯一闯呀。”毕科长也给于老师打气。
于老师把我们哥弟四人捆扎成的一束集束手榴弹放进提包，提起来跟着毕科长走上了战斗的途程。
我们到了那个管房大人的“公馆”。呵，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敞的房子，少说也有四间，还不算饭厅厨房。屋里摆着一色新家具，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机，大型收录两用机，落地电风扇，大吊灯，还有五花八门的冒充风雅的摆设，不用说有多阔气了。在屋角三角玻璃柜里，赫然立着几瓶茅台，不想茅公先我们而来这个公馆报到了。
出面来接待我们的大概是这公馆的女主人，从她的身上明显地闻到一股暴发户的骚味，她打扮得珠光宝气，显示她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位太太一口咬定说：“老向不在，出门去了。”
但是毕科长不管，直往里走，喊了起来：“老向，咋的，我们哥弟没情份了，叫我吃闭门羹？”
“唉，老兄不报名，不知大驾光临呀。”躲在里屋的老向，走出来了，红光满面，一说话牙齿间闪着一片金光，笑嘻嘻的，看来一切如意。
于老师不懂事，伸手想把我们从提包提出来，毕科长暗示他不要这样做。这位向先生无意地瞥了我们一眼，招呼大家坐下。然后向他的夫人介绍：“这位是毕科长，管工资的实权派，这次你提级，还得拜托他老兄呢。”
向太太对于刚才的不礼貌，表示歉意。于是他们东拉西扯地摆起龙门阵来，绝口不提于老师要房子的事。于老师只有在一旁陪着微笑的份儿。
他们谈的话明明是中国话，却叫人不容易听懂。现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辞汇和文法，都是关于“社会关系学”的，听起来好像整个社会这部机器要能运转起来，都得靠他们编织起来的有纲有目的社会关系网。为了使机器零件比较啮合，减少磨擦力，还要使用各种润滑油，而我和茅公以及泸州特曲便是这种“润滑油”。
向先生坐在沙发里，架起二郎腿，不断抖动挂在他的脚尖上那一只漂亮拖鞋。抽着带过滤嘴的高级香烟，对毕科长说：
“其实我算老几，不过是给他们当帮工匠，拉拉关系网，加点润滑油罢了，最多落下一点油脚子，有什么不得了的。”
毕科长看一看自己的手表，表示要告辞了。他这才把我们从于老师的提包里提出来，放在桌上，起身说：“我们要告辞了，顺路给你带点东西来。我这位朋友的事，多承关照了。”
向先生故作惊诧地问：“这是什么？”
“小意思，一点润滑油。”毕科长说。
快走到门口了，向先生慢条斯理地说：“房子的事，我也难作主。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茅台，五粮液，中华牌，不希罕了。现在人家是升级到要几只‘鸡’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只鸡倒比我和茅公的身价还高呢？好在向先生接着说下去，我才明白了。他说：“现在吃香的是录音机，电视机，计算机。录音机两个喇叭都不稀奇，要双声道四喇叭的。电视机也从黑白升到彩色了，电子表时兴一阵子，现在不管你是十八功能，二十六功能的，都吃不开了。”
于老师的脸色陡变了。一个穷教员，哪里去给向先生逮这几只“鸡”来呢？
毕科长替于老师解围：“不看僧面看佛面，老兄只要替我这位朋友搞到一套哪怕两间一套的房子，你要几只‘鸡’，包在我身上。”
向先生也撇脱：“只要你的工资升级名单上不漏掉我们，一只鸡我也不要。嘻嘻……”
交易便这么做成了。毕科长和于老师告辞后，向先生提起我们交给向太太。向太太不满意：“哼，这点小玩意儿，还不够你湿嘴巴皮的，难道你就发善心，积阴德，答应给他们一套？”
向先生胸有成竹地说：“房子的话，等他上够了贡再说，现在的几套房子，我还要派大用场哩。”
我们四个哥弟从第一号主人穷教员家里转移到第二号主人房管员向先生家里来了。在他家里虽说只住了一夜晚，对我来说，却是最长见识的一个夜晚。这晚上川流不息地来这么多的朋友找向先生。但又不是高朋满座，而是像挂了号似的挨个儿进来，秩序井然。都带有大包小包东西，这些人似乎都很健忘，东西放在那里，起身就告辞走了。向先生也疏忽大意，不把东西提起追出去。
他们都用一种隐语和哑谜在说话。分析一种关系网和解开一种连环套。甲要乙什么，乙要丙什么，丙要丁什么，丁又要甲什么。进行着等价的或不等价的交换。在每一个关系环节上都有向先生这种人在加润滑油，克服磨擦阻力。
第二天早上，向先生把我们提出来，在脚下垫了两盒装潢精致的点心，就把我们放进提包走出门去。看来我们又开始踏上新的旅程了。
向先生把我们带到五金交电公司。他在门口打了一个电话。他先打哈哈后说话：“老张，十二点，准时，新风味，不见不散，莫忘了要带的东西。”
果然，十二点正，向先生带我们到了新风味餐厅，叫了好些个菜等着。一会儿来了特胖、精瘦的一对活宝。他们和向先生有一样的润滑面孔，一样机灵的眼睛，一样逢场作戏满不在乎的神情，一样蕴藏着丰富笑容的嘴角，还有一样随时准备向你提供头等服务的热忱。
他们酒醉饭饱，已经喝起化油的浓茶来，还不见他们说事情。我们下一步的归宿在哪里呢？向先生的饱嗝已经打够，才对那两位红光满面，满嘴流油的同行说：
“两位，真人面前不卖假药。这一回要铁板钉钉子，硬斗硬。六一厂那个招工指标不拿出来，劳动科老王科长就休想买彩电和嘉陵摩托。老张，你的彩电和嘉陵牌购货单不交出来，你想要那套房子，没门儿。”
交电公司那位叫老张的瘦子，毫不含糊地拿出两张纸条来：“老向，我说话，哪一回没有算数？”
“那好。”向先生把两张条子拿在手里看一下，说：“好，真资格的松下货。给你，老杨，费你心跑一跑，以后常来往，忘不了你。”
那个姓杨的胖子接过条子说：“劳动科好办，人事科那一关要打通，还要费手脚。”
“叫王科长拿东西去砸呀，用手榴弹，用二十响，我不信有破不了的关。”
说着，向先生把我们提出来交给那胖子，说：“我这里给你一束集束手榴弹，有点威力哩。只要他肯吃，我们就有东西喂。”
哦，看起来，这一回我们要为向先生的伟大事业去粉身碎骨了。
于是杨胖子成了我们的第三号主人。
第二天晚上，老杨胖子一家人坐在新买来的彩色电视机前，欢天喜地看电视。机电公司那个张瘦子看来说话算数，而他的那套房子想必也已到手了。可怜我们的第一号主人，那对穷教员，还指望着向先生分房哩，白日作梦！
第三天，杨胖子提起我们踏上新的冒险里程，到了一个人家。一进门杨胖子就说：“王科长，你想买的嘉陵摩托到手了，你凭证去买就是。”他说着把一张纸条给王科长。王科长接过去一看，喜不自胜。但是却没有看到他给杨胖子什么招工指标，我也不知道这招工指标是一个什么玩意儿。也许他们不用说，心中有数。世上的事，有些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杨胖子站起来告辞走了，却把我们忘在桌子上了，听杨胖子在门口说：“知道科长是酒中仙，我从宾馆顺便给你带了几瓶来。”
王科长送了胖子回到屋里，就提起我们，东看西看，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动手找打开瓶盖的刀子，并且找来了酒杯。
“嘿！”正当王科长要动手开瓶的时候，王太太进来了，一手抓住王科长的手，毫不客气地斥责王科长：“你就是馋鬼，就不想小东上学的事了？”
“小东上学和我喝酒有什么关系？莫非我不喝酒，他的学习成绩就上去了？”科长有点不高兴。
我在一旁听了，也觉得奇怪。王太太却说出一番道理来：“小东明年不说考上大学，就是考进一个专科学校也把铁饭碗抓到手了，不赶快找个老师给他补习一下，来不及了。”
王科长还莫名其妙，小东考大学和五粮液有什么关系？他皱着眉头看他的太太。
“笨蛋，你还不开窍？我和罗处长的爱人说好了，去给我们家的小东和他们家的小向请了第一中学的好教员，约好明天晚上到教员家里去补课，总该有个见面礼吧。这是送上门来的财喜，包扎得好好的，提去就是，顺水人情。”
王科长终于开了窍。不无遗憾地道：“那，你收检起来明天提去吧，不要叫我再看到了。”
第二天傍晚，罗太太找王太太来了。女人碰到女人，舌头就会变得灵活得多，一见面自然是要交流一下的。
“咳，你没有听说？牟书记的孩子小广出了事了。他有个姨妈在广州，小广窜去广州，搞了一些电子表回来，想卖高价，给逮住了。”罗太太说。
“那不要紧，牟太太神通大，门路多，要不了几天就会放回来的。”王太太随便下了结论。
“不一定，现在风声紧了，正在打击走私犯，牟书记这一回恐怕没有抓拿。”罗太太对王太太的结论表示怀疑。
“那就等一阵，风过了再说，终归平安无事。”王太太从小广过去几次犯法，迟早都出来了的事实来证明她的结论是不可动摇的。
王科长见她们说个没完，提醒道：“你们今晚上还另有任务呀。”
“哦。”她们才把闲话的闸门关起来。于是我们辞别了第五号主人酒中仙，随太太们踏上新的途程，到教员家里去。
一进门，我便大吃一惊。这不是我们的第一号主人于老师的家吗？我真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奇遇，出去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这里来了。
两位老师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老伙计回来了。我真想告诉他们，我们出去周游一圈所碰见的奇闻异事。
“我正愁没有上贡的东西呢。”送走了客人，于太太高兴地对于老师说。“这一下好了，你可以提上去找老毕，一块去问一下房管员，他答应了的那套房子怎么样了。”
第二天傍晚，于太太一面催她的丈夫快出发，一面动手把我们捆扎得牢靠一点。
“噫，你来看。”于太太惊叫起来，“这几瓶酒倒好像是上次提去找房管员的见面礼呀。”
于老师粗枝大叶地看了一眼，说：“别瞎说，哪有这样的事。”
男人总不如女人细心，于太太捧起我们翻来覆去看，更肯定地说：“这四瓶酒千真万确是我们从宾馆买回来的。我在瓶子商标边上划的价钱。我写的字我认得。”
于太太把于先生的近视眼摁到酒瓶面前看。自己爱人的笔迹哪有不认得的？不禁也叫起来：“真是怪事。”
但是时间已经不容许他们研究怪事了，于老师提起我们出门去找毕科长去了。于老师见了毕科长就说：“老毕，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这又带了见面礼来，我们一块去找一找房管员，问一下吧。”
“快别提了。”毕科长十分惊诧地说：“你还没有听说呀？老向已经戴上手铐，坐班房去了，说是犯了什么经济上的大案子。他家的家具摆设，连同那些电视机，录音机，摩托车，还有好多茅台酒和五粮液，好多名贵香烟和药材，都当作赃物，被拿走了，你还敢去送酒？”
我们又被供在平柜上。我真高兴。我宁肯回到穷教员家里来，不愿意让人提来提去当手榴弹或润滑油使，更不愿被当成赃物捉进公安局去坐牢。我愿意给穷教员消愁解闷，一洗他们心中的痛苦，我相信大曲老兄也愿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