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过去的两个故事

我先给你说过去的两个故事，再给你说现在的一个故事。这过去的两个故事有根有据，千真万确。

第一个故事叫《五羖大夫》。这故事发生在两千二百年前。且说当时虞国有一个叫百里奚的知识分子，很有见识和才干，却无人赏识，他去齐国想找个铁饭碗，也无人荐引，以至四十岁了，还流落在乞讨的行列里。后来遇上一个比他还有才干却也无人知晓的贫苦知识分子，名叫蹇叔。真叫英雄识英雄吧，蹇叔很赏识百里奚的才干，却爱莫能助，只能介绍他到村里养牛。百里奚专心养牛，成为一个养牛的专家了。后来他又在周国家臣养牛，很不得意，便回到老家。由蹇叔介绍给虞国大臣宫子奇。宫子奇向虞国公推荐，拜他为中大夫，他忠心耿耿为虞国公办事。可是不久虞国亡于晋国，晋国俘虏了百里奚，要把他作为奴隶转送到秦国。百里奚自叹：“我怀济世之才，却未遇明主，展我大志，现在要我去给人家当奴隶，这是莫大的耻辱。”他便逃到楚国去了。他走到半路上的宛城，被打猎的抓到，疑为奸细。他说他是从虞国逃出来的难民。问他会干什么，他说他会养牛，于是叫他养牛。不久他养牛养得特别好的名声，传到楚王的耳朵里去。楚王把百里奚叫去问：“养牛有什么好办法？”百里奚回答：“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楚王听了很高兴地说：“好极了，你的话不独养牛有用，养马也有用。”于是叫他去南海牧马。楚王竟不理解百里奚的话。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这句话对于你‘牧民’，也是很有用处的呢。”可惜楚王没有悟性，他只好到南海牧马去了。

秦国的穆公看到晋国送来的奴隶名单上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却不见人。秦穆公问：“这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了？”一个臣子回答：“百里奚原是虞国的臣子，已经逃走了。”秦穆公问这个人怎么样？下面一个曾在晋国活动过的臣子公孙枝说：“百里奚是一个贤才。忠而且智，很有本事，可惜没有机会让他发挥才干。”秦穆公派人探得百里奚在楚国南海牧马，便对公孙枝说：“我拿重金去楚国礼聘百里奚，叫他到秦国来做事，怎么样？”公孙枝说：“楚王叫百里奚去牧马，可见楚王还不知道百里奚是一个能干人。您现在拿重金去礼聘，楚王必然会想，百里奚这个人一定不简单，如果不是能干人，秦穆公怎么拿重金来礼聘他？不给，楚国自己重用。这样一来，还能把他弄回来吗？您不如派人对楚王说，百里奚是秦国的逃奴，现在查到了下落，在楚国南海牧马，请用贱货赎取回来，以便治罪。楚王便不怀疑，定会放回的。”秦穆公说：“好。”便派人拿了五张公羊皮到楚国去赎百里奚。楚王怕得罪秦国，便同意用五张羊皮换去这个奴隶。百里奚在南海向老乡们告辞的时候，老乡们以为百里奚这下被捉回秦国要受罪了，为他哭了起来。百里奚却反而笑道：“这一下好了，我可以青云得意，大展鸿图了。”他登上秦国的囚车走了。果然，囚车才到秦国边界，公孙枝已经在那里迎接了。百里奚从囚车下来，同到都城去见国君。秦穆公问他：“先生高寿？”百里奚说：“我才七十。”秦穆公叹气说：“可惜老了。”百里奚马上回答：“要我去抓飞鸟，搏猛兽，我的确是老了，如果要我坐下来讨论国家大事，我还年轻呢。过去吕尚隐居在渭滨钓鱼，年已八十，周文王迎回去拜为尚父，帮周文王打下了天下。我不是比吕尚还年轻十岁吗？”秦穆公看百里奚说话很豪气，便向他请教使秦国强盛，称霸中国的办法。百里奚说得很有见地。秦穆公决定大胆拜百里奚为上卿，百里奚却不肯接受。他力荐比他本事还大的蹇叔来当上卿。他说：“我不行，蹇叔比我的本事大十倍。”秦穆公于是设法去宋国乡下把蹇叔接来，把百里奚和蹇叔都拜为上卿，为左右相。结果他二人帮助秦穆公立法教民，兴利除害，秦国大治，终于为秦国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家都叫百里奚为“五羖大夫”，就是说，用五张公羊皮去换来的一个大夫。

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叫做《顶五个师的专家》。这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比较简单。想必你知道我国的著名科学家中有一个叫钱学森的火箭专家吧。全国解放后，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就想回来报效祖国，可是美国不放他走，害怕他回来发展我国的火箭技术，因此对他控制得很严。听说美国的海军司令哈里森曾经上书给总统说：“钱学森这家伙知道得太多了，宁肯把他杀了，也不能让他回中国，这个人回去，至少要顶五个师呀。”后来，钱学森想尽办法，借去英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机，和我国驻英国大使碰上了头，大使设法让他回到了祖国。

再说现在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再说现在的一个故事，可以取名叫《五猪能人》。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是真是假，我不敢打包票，信不信只能由你了。

你说什么？“我想听你说今，你怎么尽摆古？你刚才讲那两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有意思，摆古和说今有联系嘛，唐太宗就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呀，我是想告诉你，古代人和洋大人尚且如此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分子，而我们今天却有这样的糊涂官办这样的糊涂事，人家竟然只拿五头猪便从他的身边换走了一个大能人。这个能人至今还和古代百里奚那个“五羖大夫”一样，以“五猪能人”闻名于世呢。

要知是怎么一回事吗？请听我慢慢道来。

且说我们县农业局有一个王局长，他手下有一个李农艺师，是留用人员，一直当技术科长，整个局的农业技术工作都由他主持，还兼着农科所所长的职务。这个人的本事到底怎么样，在农业局里是查无可考的，只是有一点很清楚，他不会作官。这是从农业局专管全局思想的人事科张科长口里听到的，当然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据说他简直不像一个科长的模样，当然更不像一个所长的模样。你看他穿一件对襟白布短衫，配上一条老蓝布裤子，脚上老穿一双晴雨两用、城乡适宜的帆布胶鞋，吊儿郎当地戴上一顶垮皮帽子。他有时老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还是在地上寻找什么宝物，有时却是高昂着头，眼中无人，好像一切都不在话下。你对一般人不搭理，倒也罢了，连对局长也不肯点头问好，这就有失官箴，扫局长的面子了。这不只是仪表和礼貌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他的政治觉悟很低，一谈就是技术，从来不谈政治。据张科长分析，这自然又和他的不良家庭出身有关系。张科长对于李农艺师不关心政治，自然就作出了合理的推论。既然政治都不挂帅，还能搞好什么技术工作呢？的确是这样，他从来没有在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中有什么进步表现，倒是拿些技术性的鸡毛蒜皮事情来打王局长的麻烦。他也没有在技术科里向大家作过像样的报告，只叫他那个科的人替他数稻穗，搞标本，倒瓶瓶罐罐，一屋子渣渣草草，搞得乱七八糟的。特别叫张科长不高兴的是李农艺师简直蔑视他辛辛苦苦制定下来、经过王局长批准、要雷厉风行的考勤制度。大家每天都按时上班，接受张科长一手拿小本，一手拿铅笔的考核。李农艺师却常常不见来。王局长批评他生就一个尖屁股，在办公室里是坐不住的，一转眼就不见了。张科长怒气冲冲地问科里的人：“他又到哪里去了？”通常的回答是：“他下去了。”这意思就是说不是下农科所的农业试验场去，就是下乡去了。有一回真叫张科长气窜了。一上班张科长就宣布：“王局长今天要作重要的学习报告，大家不要出去。”李农艺师却像没听见似的，只对科里一个坐班的沈科员说一声，抓起一顶草帽，便要出门。沈科员告诫说：“你还是向张科长请个假吧，他管考勤呀。”他说：“一向他请假，就走不脱了。”沈科员提醒他：“今天是王局长作学习大报告呢。”他说：“我今天是去小麦试验场搞测产，早就约好了的，庄稼不等人，一天一个样，今天该测不测，将来写数据怎么可靠？我非去不可。局长的学习报告，我回来看你的记录就可以了。”他小声对沈科员说：“其实他那学习报告还不是丁秘书起草的？我回来找丁秘书拿原版来看，比你记的翻版还清楚。”说罢他趁张科长还没到这个科来考勤，便溜走了。

张科长听说李农艺师走了，虽然听沈科员反复解释他今天下去的必要性，并且托他请假的，还是大发其火：“这不仅是典型的政治不挂帅，而且是对王局长的大不敬嘛！回来非好好整治一下不可。”

李农艺师当天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上班，各科组织学习，要大家领会王局长的报告精神，结合实际讨论。张科长专门到农技科来参加学习，有意要将李农艺师的军。可是真怪，李农艺师发起言来，一套又一套的，好像比王局长还讲得有条理一些。张科长虽然不满，却很吃惊。他哪里知道李农艺师昨天一回来，就找了丁秘书要来王局长报告的底稿读过，晚上还作了预防性的准备呢。张科长心里挽了一个疙瘩，只好默默记上一笔帐，走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张科长终于等到了时候，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那时李农艺师还在乡下的农业社里蹲点。局里通知他立刻回来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那时李农艺师在点上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身回去。可是，他虽然没赶上大鸣大放，反右派运动开始，还是把他弄回来了。因为李农艺师是局里最大的知识分子，局里领导一致同意理应把他作为第一重点。重点是列上了，可是他没有机会大鸣大放，连拿来东拼西凑，加油加酱，炮制反党言论的基本材料也没有呀。怎么办？有人建议可以为他开一回小灶，叫他大鸣大放补课。有人则认为这是无效劳动，建议说，“引蛇出洞”不行，可以“拖蛇出洞”嘛。但是拖，也要有一根套得住他的绳子呀。连做这根绳子的材料都找不到，怎么拖法？还是张科长经验丰富，足智多谋，说：“走群众路线嘛。发动群众揭发，我肯信他就那么干净？！”是呀，鸡蛋里头还可以挑出骨头来的呢。你想，鸡是有骨头的，而鸡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可见蛋里一定有骨头的根子。张科长不相信李农艺师的脑子里没有反动思想的根子。

果然，一发动群众揭发，什么钢鞭材料都出来了。使张科长大为吃惊的，居然揭发出两桩李农艺师刻毒攻击党的言论来。他禁不住叫道：“群众真是伟大，群众路线真是伟大！”当然他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能够提出“发动群众揭发”的主张，也是够伟大的了，只是自己不好这么说。

揭发出来的第一个材料是，李农艺师恶毒攻击王局长不学无术，好像是城隍庙的泥菩萨，这是丑化党的领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局里评年度先进分子的时候，有的人暗地里使劲，隐然说王局长是多么的德高望重。有的人便极力鼓吹说，评先进的标准虽说应该是德才兼备，但德是第一要紧的，才是次要的，甚至还引出“无才便是德”的推论来。这样一来，王局长是当然的第一号评选对象，至于那些虽有才而缺德，比如政治落后的人，是不能评为先进的。大家没有明说，谁都知道这是指的谁。李农艺师听得非常清楚，王局长的德最好，应被评为先进，而他是有才缺德，政治落后的人，不能评为先进。他本来对于当先进分子毫无兴趣，但是，把像一尊菩萨一般整天端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的王局长捧为先进，未免荒唐。于是他发了几句言。他说：“要说德最好，我看谁也赶不上城隍庙里的城隍老爷，你看他一天用他的方屁股端坐在上位，心安理得地享受众人给他的上的供和香火，既不说错话，也不办错事，那德是多高呀。”

那时大家把他的譬如当笑话听了也就完了，现在经张科长一启发，大家思想觉悟一提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眼睛擦得雪亮，便知道这是恶毒攻击党的言论了。而且有人当作佐证说：“李农艺师当王局长说他是尖屁股，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的时候，他下来反说过王局长是方屁股，一天稳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好，这也可以作为铁证，李农艺师是把城隍菩萨拿来比王局长的。这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张科长作出合理的结论。

揭发李农艺师的第二个材料更严重。李农艺师在学习会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四百几十个儒，***说过解放后我们镇压反革命，比秦始皇坑的四百几十个儒还多得多。这样的话出自这么一个具有反动思想之人的口，意思当然是把***比作秦始皇，而秦始皇是暴君。他想恶毒攻击谁，不是昭然若揭吗？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一切都这么合乎逻辑，根据这个逻辑当然顺理成章地推出这样的结论：李农艺师是一个不折不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材料报上去以后，上级又把他提拔为“极右分子”。这自然也是这种逻辑的自然升级。

斗争进行得十分顺利，李农艺师只管低头记别人对他的大批判发言，自然沉默不语。在大批判中有两件事又传为“佳话”，公开说当然是“丑闻”。据说李农艺师坐在那里听那些冗长的大批判发言时，竟然打起瞌睡来。把他推醒后，他说：“昨天在试验地割谷子，实在太困了。”第二件事是在他记大家批判发言的笔记本上，竟然发现他在作他的产量计算。这些，对于加重对他的处分都是好材料。

其实怎么加重，对李农艺师说来似乎都无所谓了。最严重的也不过是把他的官撤了，下放到农业试验场里去劳动。在他想来，这真是得其所哉。从此他可以从局里那没完没了的讨论会、学习会上解放出来，岂非一大快事！

李农艺师从此在试验场劳动了几年，王局长和张科长似乎早把他忘了，没有派人来考察，给他揭帽子。他好像也满不在乎，因为他从来不承认他的头上戴得有这顶帽子。他周围的工人好像也从来没有和他划清过界限。从此李农艺师在农业局绝迹了，同时也在王局长和张科长的记忆中消失了。

李农艺师却如鱼得水，一面劳动，一边和附近绿杨公社的试验田联合搞水稻、油菜新品种，搞得很有成绩，颇受这个公社的吴书记的赏识。人家对吴书记说：“可惜他是一个右派分子。”吴书记却说：“我又不要他搞政治，只要他搞技术，叫粮食油菜增产，怕什么？”

但是吴书记没有机会给他帮上忙，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不断革命来了。王局长已经靠边站，张科长忙着去造反，吴书记也被革职到一个生产队去劳动。李农艺师无可再贬，就在绿杨公社就地改造，刚好和吴书记在一个队。

他有幸和走资派吴书记在一块劳动，吃住都在一起。吴书记不用和他划清界限，都是牛鬼蛇神嘛。吴书记和他谈得很多，鼓励他搞高产试验，不管风吹雨打。他很感激吴书记在精神上鼓舞他，在生活上关照他。他似乎从吴书记的身上才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吴书记也从他那里细心学了一些植物栽培的知识，同时认识到他是真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科学上是那么执拗和专注，几乎到一种顽固的状态。十年的动乱是不幸的，但是他们两个在十年间互相认识了，结为朋友，彼此都觉得是一生的幸事。

“四人帮”垮台了，吴书记官复原职，又当绿杨公社的书记。他更加热心地支持李农艺师搞新品种试验。李农艺师真像是如鱼得水，对于吴书记提出干脆把他调到绿杨公社来专搞农技站的想法大感兴趣。倒不是因为吴书记说了，一调过来就可以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而是觉得在吴书记这里，可以真正干一点事情。

吴书记决定亲自到县城去找农业局办调动李农艺师的事。出发以前，吴书记问他还有什么意见。李农艺师说：“没有意见，只是不要说我在这里展劲干，干得有名堂。你把我说好了，说不定他们不愿意放我，你尽量说得孬一点，白专道路呀，思想反动呀，顽固不化呀，帽子多得很，随便抓几顶来给我扣上，这样才有希望，调得过来。”说罢，他会心地笑了。

这一点，吴书记早想到了。他说：“这个我知道，我还想送给他们一点土特产，作为交换条件呢。”

“城里头猪肉很缺，你送五条肥猪给他们吧。”李农艺师不知道是不是从百里奚“五羖大夫”那个故事获得的灵感，竟然提出了这么一个怪建议，而且不多不少，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换的，他建议的是用五头肥猪去换他。

吴书记笑一笑，没有说什么，他不知道李农艺师这个建议是不是得行。

吴书记进城找农业局的王局长，提出要调农业试验场一个工人到绿杨公社帮助搞试验田，王局长真健忘，竟想不起这个工人来。把原来管人事现在提为副局长的张科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那个下放当工人的大右派。他问张副局长：“怎么样？给不给他们？”

张副局长早已把这个姓李的人从他的人事名单上勾销了。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是政治恶劣，思想反动，不学无术的人，而且是一个刺儿头。自把他打成右派后，早已把他看作废品站的货色，甚至该抛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扔掉了。现在有人想调走，乐得送人。但是他不得不问一下情况，他问道：“这个人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

吴书记按来时和李农艺师商量的话，尽量把他说得孬一些，右派帽子也还摘不掉。不过因为公社试验田连一个技术员也没有，调他去总还能派一点用场吧。

“好，可以考虑，你们拿去废物利用也好。”王局长慷慨地说。

不知道是管人事的人一种职业习惯呢还是怎么的，你真要调他的人，他却有些犹豫了，张副局长却没有表示态度。

吴书记真的拿出交换条件来说：“这样吧，我们送你们五头肥猪，你们把这个人调给我，一个人只有五头猪的价值，算是贱货了。”

“可以，你拿五头肥猪来，每头要够标准，一百三十斤，我们才换给你这个工人。”

张副局长对于这意外的财喜，发生了兴趣，利用废物换五头肥猪，值得。况且王局长那么痛快地答应了，他还能说什么。于是五头肥猪换一个农艺师的交易便这么作成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像遵循古训“士为知己者死”似的，李农艺师调到公社后，他打心眼里感激吴书记，吴书记不仅给他摘了右派帽子，还放手让他搞试验田。他真的拚起命来干，试验田搞得有声有色，并且在公社范围内推广，使公社的平均亩产比附近的公社高得多。这个公社变得有了名气，李农艺师也成为大家公认的“能人”了。

事情又过了几年。省里开农业科技会议，指定李农艺师代表公社到会上去介绍高产经验。在会上受到大家的重视。连管农业的省委万副书记听了李农艺师的介绍，也发生了兴趣，想在会后到绿杨公社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他和地委李书记约好一块去。这件事引起地委李书记的注意，打电话问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知不知道这么一回事。

“知道，知道。”县委书记回答。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原来他就是用五头猪去换来这个能人来的吴书记，现在以工作成绩优异，不久以前，被提拔起来担任县委书记的。

吴书记陪省委万书记、地委李书记到了绿杨公社。跟着去的还有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这个副书记不是别人，原来就是本县农业局的前任王局长。还有一个跟着去的，就是现在农业局的张副局长。他是因为王局长调升了，他顺理成章地升为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的。

大小的书记和局长们在绿杨公社听了李农艺师的汇报，又亲自去田间察看，的确没有吹牛，一套技术措施是过得硬的。可怜王副书记竟然完全忘记了这是他们吃了人家五头猪的肉送给人家的能人。张副局长却一眼就看出来了，胆颤心惊地不敢说话。幸亏李农艺师当做不认识他们似地只顾作自己的介绍。

吃罢饭后，书记们坐在会议室闲谈。吴书记才把李农艺师是他用五头肥猪去换来的一个能人的事，像摆龙门阵一样随便摆了出来。

吴书记是当一个笑话来摆的，没有点名，大家也当一个笑话来听，没有在意。王副书记却忽然想起他吃过人家猪肉的事。他决心要暗地里改正自己的错误，提议说：“把李农艺师调回到县里来，当农科所的所长吧。”他没有讲任何一句关于他吃过猪肉的细节。

吴书记却说：“不，我倒想调他回县里来当农业局的局长呢。”

地委李书记却说：“还是不要让他去搞行政工作吧，让他去当农科所的所长。不过，不是在你们县里，而是到我们地区。”

张副局长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摆龙门阵。他庆幸自己没有机会参加，不然他不知道自己要陷入何等尴尬的境地。同时，他认为还是地委李书记的决策最英明，如果照吴书记的决策，让李农艺师来当农业局长，他的头顶上将坐上一个他整过的人，他才戴在头上的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就不牢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