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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讽刺小说集 但愿明年不再见

一九七×年清明节的前两天,我对同办公室的老张说:“后天又是清明了。”

他马上默契地一笑,说:“那张通告又该出笼了。”

我们立刻同到机关门厅去验证,果然不错,公告牌上已端正地贴上了大家早已背得出来的通告,依旧出自办公室那位书法家龙飞凤舞的手笔:

奉革委会领导指示,后天(四月六日)上午八时半全机关革命干部乘车去凤鸣山为革命植树,备有午餐点心及茶水。下午五时,乘原车回城。特此通告。

最后落的款是“革委会后勤组”。

这同一格式的通告在这块木牌上至少出现过十几次了。“文革”也没能把它革掉,每年清明,照例全机关革命干部(那些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干部当然不在其内)和大小革命首长都要到凤鸣山去植树,风雨无阻。

清明植树本是祖传的好风尚,再说绿化祖国也是百年大计嘛。何况现在还是“为革命而植树”!大家自然是踊跃响应号召,每年都去。借此机会,在这春暖花开,桃红柳绿的时节,到野外去闲散一天,回来过凤鸣场时,还可以附带地完成采购便宜蔬菜的任务,而且还有一元五角钱的外勤补助呢。何乐而不为?

清明节这天早上八点半,大家喜笑颜开地拿上工具登上了大客车。有官衔的则依照等级,乘坐面包车或上海牌、北京牌小车。至于那几位春风得意,新上台的革命首长,自然是坐上进口的伏尔加和不知牌号的小轿车,风驰电掣而去。不过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凤鸣山下。有人说:“望见青峰,翠谷就到了。”

我们邻座上才分到机关来不久的大学生、外号叫“问题专家”的小李,一听到青峰、翠谷、凤鸣山这些好听的名称,大为兴奋,显然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构成了一幅青峰崔嵬、绿树成荫、山泉淙淙、凤凰争鸣的美丽图景。但当我们跨过翠谷,面对青峰,登上凤鸣山的时候,小李才从美梦中醒过来,张大眼睛吃惊地问:“这哪里是翠谷?哪里有青峰?哪里能听到凤鸣?”

是呀,举眼望去,顶上是光秃秃的红石骨子山,在石缝间长出一些很没有生气的杂草,看上去倒像一个瘌痢头上东一绺西一绺的短头发,难看死了。半山上不要说听不到凤鸣,连麻雀似乎也不屑于在这里落户。一片褐红色险峻的土山,像才被火烧过的一般;稀稀落落的几棵树,悲凉地在风中摇头叹息。那叫做翠谷的地方,竟是一条乱石嶙峋的干河沟。沟边几丛垂头丧气的巴茅草,算是给人唯一的绿色的安慰。面对如此荒芜的景象,怎不叫“问题专家”发生一连串的问题呢?他眉头紧蹙,又一迭连声地问:“这山上的树,沟里的水,到哪里去了?”像是要寻根究底。

我们年年来此,早已见惯不惊,都懒得去想这些问题,因此谁也没有搭理他。只有老张嘀咕了一句:“少见多怪!”

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小李坐在我身边,用疑惑的眼神盯住我,还一个劲儿地追问:“你说,你们栽的树到哪里去了?”

“这些树到哪里去了?”

“这些树到哪里去了?”……

小李像是拿一根木棒在我脑顶“咚咚”地敲,直敲得我的头又晕又痛。我突然感到他像一个哲学家,居高临下地质问面前的一群人:“你们为什么活着?”谁去回答这样奇怪的问题?活着就是活着,谁管为什么活着?栽树就是栽树,今年叫你来这里栽树,你就来这里栽树,栽完了就回去;明年又叫你来这里栽树,你又来这里栽树,栽完了又回去。就是这样,想那么多做啥?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我于是有些愤愤然了。你这个“问题专家”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平平静静地生活着,谁叫你来破坏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况且,为什么要来植树,植的树到哪里去了,上级首长们心里有数,何劳我们去想,去探讨这种无益的愚蠢问题呢?我没有好脸色地给小李顶了回去:“谁知道到哪里去了,你去问首长吧。”

我看出他脸上十分诧异的神色,心想他必定是对我们麻木到心安理得的程度感到非常吃惊了。

老张投给小李一个怜悯的眼色,说:“迂夫子,收起你那些傻问题吧。要不,你去请教山边那间茅屋里的史老头好了。”

小李还想张口要化开我们的脑子,可总务科长已经在高叫着分配任务了。

这时,我才发现,在翠谷边的断头公路(是不是专为年年来植树而修的专用公路,不得而知。但平平展展,铺上了柏油,比大公路还维修得好)上,已经高车如云,大、中、小型的,从豪华到破烂的轿车,面包车,吉普车,大客车,大卡车,还有警卫车,医疗车,洒水车,摆满一路,好似长蛇阵。数不清的人像蚂蚁一样爬满了凤鸣山,热闹非凡。只待指挥长红旗一扬,大家便会跃入阵地,向绿化进军。新闻记者的照相机已经找准了首长们栽树的坑位,摆好了架式。更令人惊奇的是新办起来的电视台也派来摄像记者,正高高举起摄像机子,准备开拍。

各个机关都在划归自己的那个地段上,摆开了战场。头一天各机关行政后勤部门已带来工人,在本地段上按照规格用石灰标明坑位,还预先把树苗运上山来,放在石灰点的旁边。当然,工人们没有就便把坑挖好。虽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不能那么办。如果坑已挖好,只待首长们来把树苗往坑里一插,铲几铲土,浇上水便完事,那首长的形象就不够伟大,记者们要写的《首长植树记》的文章便不好写,而这,明天报纸的头版上是非有不可的。

指挥长下命令了,开始挖坑,树坑的规格是一尺见方,尺半深,照这个规格打一个坑是要费些力气的,如果遇到石头石碴,就更要弄得汗流浃背。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又熟读了“老三篇”,有愚公移山作榜样,再说啃一啃这种软质骨头,其实是用不着硬骨头精神的。更何况还有钢镐铁铲这些利器呢!果然,不到一个半钟头,许多人已经完成任务,游来逛去,在这里助一阵威,那里去作精神鼓动,特别是去帮助女干部,说些趣话取乐,享受一番精神滋补。到处是人,到处是欢声笑语,好一个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据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把劳动当作一种需要,一种快乐。想来那般情景,也不过如此吧。

我,老张和小李共同刨一个坑,我和老张都有一把年纪,只能算两个半劳动力,小李却是精强力壮,挖一个坑不过是牛刀小试。我们当然也提前保质完成了任务。可小李一闲下来,便又嘟嘟囔囔地发起议论来:“这样的劳动效率,能够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呢?”

这个书呆子,他又把经济教科书上的条条搬来衡量这植树造林,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根本不懂得这是干部参加劳动,而劳动是可以改造思想的革命大道理,不懂得这才是最大的效益。报纸上天天在批判那种只算经济小帐,不算政治大帐的庸人,他竟像一点也不知道似的。这要给机关那几位天天竖起耳朵,探听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造反英雄知道了,说不定就会在这个山坡上,摆开大批判的战场,以大批促大干哩。

老张有意岔开小李的话,说:“小李,我们还是各扫门前雪,检查我们自己挖的坑是不是合规格吧,检查官在那边开始检查了。”

小李却不理会老张的劝告,还继续喋喋不休地大发他的经济学的议论:“你们看,年年来这么多大车,小车,连警卫车、医疗车、水车、饭车都算在内,栽一回树,要消耗多少汽油,不算车子折旧,要花多少钱?这么多大小首长和干部来栽树,一天该花多少工资?听说还要每人补助一元五,一起加起来,除以植树棵数,一棵树苗该要花几元钱?而且能活多少棵还不知道呢。”

我害怕他这样说下去会给自己惹来灾祸,心里紧张极了。幸喜这时指挥长在那边举起红旗大声宣布:“现在休息,下山吃午饭后,下午二时半集合上山。”

“走吧,走吧,下山去把肚子填饱,这才是最大的经济学。”老张趁势拉着小李,和我一起向山下走去。

午饭是由各机关用饭车从城里送来的,蒸炒煮炸,荤素俱全,米饭馒头,任随挑选。有的人还带了啤酒、罐头来,三三两两在山边草地上举行别有风味的野餐,喝足吃饱后便在四月温煦的阳光下,拉伸躺在草地上,尽情享受神仙般的生活。至于首长们,早已由凤鸣公社革委会的头头们,亲自来请,坐上小车,到凤鸣场吃饭和午休去了。这当然是前两天他们便奉有上级的指示,早作了安排的。

我们三个吃罢饭,都到山边那间茅屋里去拜访那个史老头,为的是让我们的问题专家和这位说起话来颇有点哲学家气味的老头见面。我们一进茅屋,史老头好像早已料定我们会像往常去看他,早已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进屋,老张对他说:“老大爷,我们又再见了。”他把“再见”两字说得特别响。

“我晓得我们会再见的。”史老头说:“上个月我就在念,清明节快到了,他们又该来栽树了。”

“可是年年栽树,年年不见树。”问题专家单刀直入地提出他的问题:“老大爷,你说这些树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牛羊的肚子里去了,跑进张大娘,王二婶,李三娘,赵四妹的灶孔里去了。”史老头风趣地说。

“为什么没有人管?你们不管,公社也不管?”问题专家又寻根究底地问。

史老头听这位青年发出与众不同的问题,转眼盯住小李看,有几分奇怪。然后他不无几分讽刺味道地回答:“这片山是区里收回去专门供你们城里大小干部年年到这里来栽树用的。现在路也修好了,坐车子也方便了。要是今年栽树,明年有树了,你们到哪里去栽树呢?到哪里过节呢?到哪里去照像呢?”

史老头的话说得很明白,为了我们这些城里人栽树过节,为了首长们照像登报,就应该是年年栽树,年年不见树才好。也许区里公社里的头头们就是这么安排的。

“但是……”问题专家似乎还没有捉摸透史老头这有深刻哲理性的语言还想缠住提问题。

老张忙切断他的话,说:“不要但是了,山上在吆喝,上班的时候到了,上山去吧。”

史老头面带笑容,把我们送出门。说了声“再见”。

“再见。”老张点头说。

我们跟着大家上山,跟着大家把树苗插进挖好的坑里去,填上浮土,踏实,浇水,于是栽树的任务圆满完成了,还不到四点钟呢。于是皆大欢喜,等待着指挥长一声号令,便穿上衣服,带着工具,奔下山去,准备登车回城。

我们三个人一块下山,走过山边茅屋的时候,史老头正站在门口,意味深长地欣赏我们的劳动成果。那的确壮观,原来光秃秃的山坡,现在却是一片新绿了。其时还有我们机关的首长陪着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但肯定还要“观火”一些的大首长,同路走下山来。

“史大爷,明年再见。”老张向老头告别。

“但愿我们明年不要再见了。”小李却加了这么一句。

史老头大笑着说:“我也不想再见你们了。但是看起来,明年我们还是要再见面的。”

我们机关的首长,还有那位大首长,听到我们这一席奇怪的对话,惊异地望着我们,特别是那个史老头。

“再见。”最后我对史老头再说通常的告别话。

“再见。”他却是别有意思地笑着回答。